民国周易版本
《周易》是不是还有一个版本？
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 鲁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韩宣子作为晋国新执政的大臣，代表晋侯来祝贺鲁昭公新继位，修盟通好(当时晋为盟主国)。在鲁国，韩宣子受到了特殊的礼遇，节目之一就是请他观览秘府所藏的重要典籍《易象》与《鲁春秋》。韩宣子看完《易象》与《鲁春秋》以后，大吃一惊：我终于明白了周公之德以及周能有天下的原因了。 那么，《易象》与《鲁春秋》中到底记载了什么，能让韩宣子大吃一惊？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是这样解释的：大史之官职掌书籍，必有藏书之处，若今之秘阁也。观书于大史氏者，氏犹家也，就其所司之处，观其书也。见《易象》，《易象》鲁无增改，故不言鲁易象。其《春秋》用周公之法，书鲁国之事，故言《鲁春秋》也。鲁国宝文王之书，遵周公之典，故云周礼尽在鲁矣。文王、周公，能制此典，因见此书，而追叹周德：吾乃于今日始知周公之德，以周公制《春秋》之法故也；与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由文王以圣德，能作《易象》故也。 如此看来，《易象》本来就是周王室的东西，并不专于鲁国，所以不能称之为鲁易象。但其《春秋》却是用周公之法，书鲁国之事，所以可以称之为《鲁春秋》。这里传达了两个信息给我们：一、韩宣子之所以看到了周公之德，是因为他在《鲁春秋》中看到了周公之法；二、周之所以能有天下，是因为文王的盛德，作出了《易象》。可见，我们平常所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大概是说：羑为殷地，文王被囚于羑，自然会了解到殷人的占卜之术，文王对之加以损益改造，其用心并不在于把它当作打发寂寞无聊的玩艺儿，而是为日后以周代殷作一种思想理论的准备，因而作《易象》。由此，我们也许可以理解《易纬·乾凿度》所说的演德者文了。如此看来，文王演《周易》，并不是沿袭殷人的做法通过卦象的形式来占卜，而是演德，并将其看作为天地之大经的治国之宝。如果真是这样，自然藏之秘府而不传了。 照上面的思路，世间所说的《周易》，此乎存在两个版本：一个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易经》，另外一个则是密而不传的《易象》。而我们今天看到的仅仅是《易经》，而《易象》好像已经流失了，重见天日。如果《左传》中文王以圣德，能作《易象》故也这个理由能够成立，而且《易经》和《易象》不是一个版本，那么，著作权应该归于周文王的，应该是《易象》，而不是《易经》。如果真是这样，《易经》中的六十四卦又是谁推演的呢？ 有人认为，把伏羲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的就是周文王，支撑的史料是《史记》和《汉书》中的记载。太史公在《史记》中有两处记载：第一处是在《报任安书》：盖文王拘而演《周易》。第二处是《周本纪》： 西伯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顺承了司马迁的这种说法：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当然，也有人对此表示了怀疑。早在司马迁之前，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要略》就说：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这说明，把八卦推演为六十卦的其实是伏羲本人，而不是文王。后来，东汉的郑玄又提出了神农氏重卦的观点，东晋的孙盛提出了夏禹重卦的观点。这些人虽然在具体观点上存在分歧，但他们一致相信：夏之《连山》、殷之《归藏》都已经是六十四卦的形式了。因此，这个将八卦推演为六十卦的人，应该在夏、商、周三代之前，至少不能晚于三代，但肯定不是周文王。 如此说来，周文王把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确实是值得怀疑的。而我们看《史记》中的两处记载，太史公在前面都用了一个盖字，表明他本人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也没有十分的把握。正如唐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所说的：太史公言‘盖’者，乃疑辞也。很可能的结果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仅仅是原来有的传说，司马迁不知其详，做了一个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的错误猜测。而班固坐实了此说，可能更是以讹传讹，错上加错了。而且，《汉书·艺文志》说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这里，所谓上、下篇即是上、下经，亦即《易经》的卦、爻辞部分。但《易经》爻辞里记载的某些事情是发生在文王之后的，根本解释不通。于是，后来的马融、陆绩等人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认为文王只写成卦辞，而爻辞部分是周公完成的。 当然，这一切都是推测，我们只能保持者高度的怀疑精神，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如果今天我们看到的《易经》并非周文王所作，那么，文王拘而演《周易》的传说又如何解释？如果《易经》真的是文王所作，那么，夏之《连山》、殷之《归藏》中已经出现六十四卦的现象如何解释？《易经》爻辞里记载的某些事情是发生在文王之后又如何解释？这些矛盾，很容易让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还存在另外一个版本的《周易》，就是《易象》。今天我们见到的《易经》是继夏之《连山》、殷之《归藏》之后的六十四卦形式，卦辞和爻辞的内容仍然是用来占卜的，与周文王无关。而著作权归于周文王的应该是《易象》，周文王正是在殷人的占卜之术中发现了德，才找到了推翻商朝的法宝的。因此，《易象》作为周朝的治国之宝，一直藏于秘府之中，旁人不得而知。《史记》中记载，周文王在西岐阴修道德，才不断壮大，推翻商朝的。而德即是得，德不仅是一种品质和个人修养，而且还是君人南面之术。有德才有得，无德即无得。否则的话，修德何必偷偷摸摸（阴）呢？由此可见，《易象》是文王、周公用以教导周贵族如何王天下的统治方略，是君人南面之术，向来藏之秘府，并不传布于民间，一般人极难见到。当初，周公受封于鲁，因其辅相成王，使世子伯禽代就封于鲁。伯禽就封国时，备物典策(《春秋左传·定公四年》)，韩宣子所见《易象》很可能是当时周室典藏的副本。而周室所典藏的书籍在骊戎之难已失，所以韩宣子说：周礼尽在鲁矣! 那么，《易象》一书是否在今天全部遗佚了呢？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说是，是因为《易象》的文本确实失传了，从《左传》得记载以后，后人已经无法知晓。但是，微言大义的思维方式却没有失传。秦始皇虽然把各国的史书都烧了，但为什么没有烧掉文明的传承？原因很简单，中国人的文明何文化已经隐藏在了各种书籍和器物中。医书中有，占卜的书中也有，一旦碰见象文王和周公这样的火眼金睛，这些东西就会别开生面，虎虎生风。而且，我们所说的《易经》和《易象》也不是一点关系没有，因为它们总归都是从殷的占卜之术中来的，只不过是文王对其作了另类的发挥罢了。有学者推测，《易象》的内容可能与今本《周易》的大象部分有着内在的联系。杜预就这么认为：《易象》，上、下经之象辞。也就是说，《易象》指的就是《易经》中上、下经的象辞部分，即大象。 现代的饶宗颐先生也持这种观点。他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周易》六十四卦象辞(大象)中直接提到德字的有十四卦，如《坤》象云：以厚德载物。《蒙》象云：以果行育德。《小畜》象云：以懿文德。《否》象云：以俭德避难。《豫》象云：以作乐崇德。《蛊》象云：以振民育德。《大畜》象云：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坎》象云：以常德行习教事。《晋》象云：以自昭明德。《蹇》象云：以反身修德。《夬》象云：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升》象云：以顺德积小以高大。《渐》象云：以居贤德善俗。《节》象云：以制数度议德行。 至于其他数十卦如《乾》象云：君子以自强不息。《屯》象云：君子以经纶。《讼》象云：君子以作事谋始。《师》象云：君子以容民畜众。等等，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德字，但也无疑在教导君子应具备某种德行。 如此看来，《周易》大象既讲《易》象的，也在于演德。如果《周易》真的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易象》，很可能和《周易》大象很相近。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易象》主要在于演德。不仅内容上，形式上也是如此。据姜光辉先生考究，今本《周易》大象部分不似《尚书·周书》那样佶屈聱牙，而较通俗易懂，这可能由孔子及其后学在《易象》的传述过程中加以修饰和润色过。今本《周易》大象的结构由卦画、卦象、卦名、卦义所构成，本身即是一完整意义的‘周易’。只是用于‘演德’，不用于筮占而已。 据此，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易象》作为《周易》的另一个版本是存在的，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与与《易经》中的大象部分很相似，更为确切地说，大象部分是《易象》的浓缩版。
哪个版本的周易全书最好
《周易》上海古籍出版社 黄寿祺 张善文 译注
哪个版本的周易译注最好？
上海古籍出版社，黄寿祺、张善文师徒合作的《周易译注》是非常好的版本。 华夏出版社，马恒君的《周易正宗》，也是近年难得一见的好注本。或着他的口袋书《周易》也很好，精确简练。 如果不嫌深奥的话，还可以再看看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尚秉和的《周易尚氏学》等书。非常棒。
民国癸未年是那一年
民国癸未年是指1943年2月5日（癸未年农历正月初一）到1944年1月25日（饥历癸未年腊月三十）。
民国庚寅年是公元哪年
1912年为民国元年.所以只要把公元年减去1911就可以了.比方说1931年,1931-1911=20,所以是民国二十年.同样民国年数加上1911就是公元年了,如民国八年,8+1911=1919就是1919年.今年是2006年也就是民国九十五年.那么民国庚寅年就是公元1950年哈！
民国25年属相
民国七年是公元1918年，农历 戊午年 【马年】 民国七年是公元1918年，农历 戊午年 【马年】 民国七年是公元1918年，农历 戊午年 【马年】
哪个版本易经注解最好
我郸为还是看原版的比较好，毕竟后人注释的有偏差 个人认为 古籍出版社 的还可以不知现在还能不能买到
金牛版本传奇
私服版本不一样,书得到的方法也不一样.一般单数的书是开金箱子开出来的,双数的书是藏宝阁里得到的.
民国七十五年是什么时候？
民国七十五年是1986年 民国纪年是中华民国的国家纪年方式，由中华民国政府规范颁布，表记时称作中华民国××年，简称民国××年、民××。这种纪年方式以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为元年，与公元纪年相差1911年，月、日、置闰则同公历。依照民国纪年制定的历法又称国历。 清宣统三年辛亥年（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于武昌起义，推翻清朝帝制。湖北军政府的文告和各省响应的宣言不使用年号，使用黄帝纪元；但革命党人讨论成立共和政府时，认为黄帝纪年也不合民主共和的宗旨。各省代表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大会，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年（1912年）元旦正式就职，通电各省，颁订国号为中华民国，并且不再使用帝制的年号，以黄帝纪元4609年11月13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并改用公历。中华民国成立前的厂年可用“民前”，例如，民前一年就是1911年。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纪年的起始年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主体纪年和日本大正天皇在位期间（1912年至1926年）的日本年号“大正”一致，即中华民国的“民国N年”，同时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体N年”和日本“大正N年”（至1926年大正天皇驾崩为止）。这是因为中华民国元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金日成的出生年份、以及日本大正天皇的登基年份均为公元1912年的缘故，纯属巧合，三者并无任何关系。此外，民国纪年为全世界使用第二长连续不间断之单一国家纪年法，仅次于兰芳共和国于1777年到1884年的纪年法(兰芳元年到兰芳一百零八年)，此纪录于2020年将被超越。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纪年没有法定的规范机关，仅有中华民国内政部民政司的礼制行政科制作国民历，以方便民众查询历法之用；相关法律中也仅有《公文程式条例》第六条规定中华民国政府公文必须注记国历日期。2006年，当时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曾提倡废除民国纪年、全面改采公元纪年，但最后无疾而终。
周易到底怎么来的？
《周易》被称为“万经之首”，可见它对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了。 目前中国学术界普遍的认为是：周易中的“八卦”是由伏羲氏传下来的，后来由周文王演绎为八八六十四卦，并由孔子补写了“十翼”，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但是周文王不可能根据伏羲的一张八卦图就能演绎出那么详尽而具体的卦辞、爻辞，并能无中生有地把阴阳不同的三爻相叠加而形成六个爻位的卦象，使得伏羲的学说一下子就有了几何级数的增长。 那么他是否借鉴了前人的经验和提示了呢？其实有不少古书记载：在《周易》出现之前，在文字产生之前的时候，夏、商二代就已经有各自的《易经》了。汉代以后的人们在整理古代典籍的时候，把夏代的易经称为《连山易》，把商代的易经称为《归藏易》。而我们所熟悉的《周易》只是流行于周代的易经。 与《周易》明显不同，“连山易爻卦大象”歌是以社会为系统的：“君，臣，民，物，阴，阳，兵，象”八象组成，艮卦为首，云气皆出于山。以山为主，崇山为君，伏山为臣，列山为民，兼山为物，潜山为阴，连山为阳，藏山为兵，叠山为象。据记载：《连山易》有八万言，多佚失。目前保留的仅有一些卦名，几个爻名和卦爻辞，象辞，及五十二条诸家论文。 了解了这些并不足以说明我们题目中的问题，古代的瑰宝之多超出我们的想象，周易中的玄妙之处也需要我们不懈的去了解，下次我们在继续来讲述关于周易的些许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