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对周易注释
哪一位圣贤最早为《易经》做注释?
《周易》则被推为六经之首。至于为什么会被推为六经之首，这里面是有缘由的。。。。。。 最早时《周易》并没有被孔子列为必修课，而且孔子也没有学易，只知道周易是占卜的书籍，他也不主张弟子占卜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在孔子看来，没有德行的人才趋向神灵的保佑，缺乏智谋的人才去频繁地占筮。但是孔子这一看法后来却彻底地改变了。当时孔子带着七十二弟子周游列国，到处推行他的儒家思想，却未被当权者采纳重视，可谓处处碰壁，心灰意冷之际，只得回到乡里。但是生活怎么办呢？为了糊口，只好以教书为生。那时的孔子已是垂暮之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周易这本书，于是他照着书上占了一卦，得了《旅》卦，去请教商瞿， （商瞿画像） 商瞿解释说：‘你有圣人的智慧，却没有圣人的地位’，孔子听后潸然泪下，叹息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时也、运也、命也！伏羲根据吉祥的龙马送来的《河图》，写出八卦，教育子民耕种养畜，大禹有吉祥的神龟送《洛书》而治理了洪水，而我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命啊！”此后放弃理想，一心研读《易经》。 打那之后，孔子就迷上了《周易》，据《史记．孔子世家》上记载说：孔子晚年喜欢《易经》，读《易经》以至于绑住竹简的牛皮断了无数次，这就是成语：“韦编三绝”的来历。他以至于痴迷到凡事都要占上一卦的地步。从孔子“吾百占而七十当”一语可以看出他的占筮准确率为70%。并且孔子还为《易经》做了十篇注释，称作《十翼》，孔子还说，如果能早点读《易经》，那么我就‘彬彬’了。这里的‘彬彬’，孔子在《论语》里做了解释，说：内在的质朴胜过外在的文采，则会显得粗鄙，外在的文采胜过内在的质朴，则会显得轻浮，内外兼修，掌握了《易》的文与质的度，则有君子的风范了。
跪求周易原文，无标点注释的
这是[李氏易经]的顺序，你可调整：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初六履霜坚冰至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六五黄裳元吉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用六利永贞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上六无号终有凶 大有元亨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四匪其彭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睽小事吉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 婚媾往遇雨则吉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上六濡其首厉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初六濡其尾吝 九二曳其轮贞吉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偿于大国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家人利女贞 初九闲有家悔亡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六四富家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 九二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祭祀征凶无咎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九五劓刑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
诸葛亮是否为周易做过注释?
据我所知，好像没有 《周易》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化典籍之一，向来列为“五经”之首。三千多年来，它在中国文化史上一直放射着智慧的光芒；在东方各国有其广泛影响，在西方世界也日益受到重视。近年来，无论国内国外，都掀起学习《周易》的热潮。一部古代文化典籍有如此持久的魅力，在世界文化史上可谓绝无仅有。但是，社会上对《周易》的价值，认识很不一致，有加以澄清之必要。 《周易》是古代经邦济世的宝贵经典著作 汉代以来，《易经》就被列入“五经”，它对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历代明君贤相、志士仁人无不认真研读，从中汲取治理国家、安定社会、发展经济、提高道德思想水平的原理原则。 《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只有几千字，传说是周文王所作，《易传》有两万多字，传说是孔子写成的。实际上经与传不一定是文王和孔子亲自写的，它代表了上古贤哲的社会政治思想，其中包含着民主性的精华，对后代政治思想、管理思想多有启发。《周易》十分强调国家的统一，反对分散割据。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几千年来保持一统山河，各民族团结和睦。《周易》提倡“万国咸宁”，中国从来主张天下一家，同邻邦友好相处。《周易》主张发展农业，安定人民生活；国家要节约开支，“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发展手工业，使物产丰富，方便群众，“备物致用，立成器，为天下利”；还要发展商业，促成物资交流，满足人民生产生活需要，“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有浓厚的民本思想，要求君主时时注意“聚人”、“安民”，如果人民离散，无安土之心，社会就不会稳定。它教导历代仁人志士“与民同患”，深体民瘼，洞察时艰，把人民的忧患放在心头。《周易》也注重法治，主张“明罚敕法”，就是法令要公开，使人人明白；执法要公平，赏罚分明，“刑罚清而民服”。不纵容违法者，不枉罚无辜，一切法令制度贯彻“遏恶扬善”的原则。中华民族富有革新精神，每到历史发展的危急时刻，总有仁人志士奋起进行政治经济革新运动，这也同《周易》思想哺育分不开，《周易》最早提出“革命”主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革命”二字固然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有本质区别，但它主张“革命”事业，必须“顺乎天而应呼人”，即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适应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可取的。《周易》告诫人们：“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引起变化，变化了就会畅通，畅通才能持久。过时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要及时修改，“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当去掉的就去掉，当实行的就实行，“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周易》教育后代人要有忧患意识，不可满足现状，存和平麻痹思想：“君子安而不忘危，有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周易》提出的许多主张，都是从统一国家、安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政治目的出发的。不少原理原则对今天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周易》是充满辩证智慧的哲学著作 在大学哲学的课堂上，自建国以来，年年都在讲《周易》。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先生说，《周易》是一部辩证的“宇宙代数学”。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称赞道：“《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周易》的确包含着相当丰富而深刻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周易》最有名的哲学命题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毛泽东同志对这句话表示称许：“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0页）《周易》的“易”字，主要是变化的意思，《周易》是一部讲宇宙万物与人类社会的变易法则的书，它是古代辩证法思想最重要的源泉，它把阴阳这一对范畴作为它的哲学体系的中心范畴，“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天地与人无不包含一阴一阳的矛盾双方，“阴阳接而变化起”，“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切事物无不处在不断运动变化过程中，整个宇宙是奔流不息，生生无穷地变化着，没有一刻停止；更重要的是《周易》指出：宇宙万物的无穷变化的根源，不是来自世界的外部，不是靠超自然的神灵主宰，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其固有的一阴一阳的矛盾性，这就是事物变化的内在动因。《周易》反对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它对世界万物的变化，从来持积极肯定态度，指出：“天地之大德日生”，“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周易》认为，整个宇宙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生生日新的“大化”之流。同这种生生不息的宇宙观相适应，《周易》诱导人们树立“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指导人们的政治实践活动。它认为人在自然、社会的变化面前，不是无所作为的恰恰相反，应当发挥人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过程中的主体能动作用。在客观事物的变化中，不可墨守成规，因循旧章，“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周易》强调“见几而作”，即要求人们处事接物要善于观察动向，看准兆头，把握最有利的时机，采取果敢行动，“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周易》告诫人们凡事不可过分，“损而不已必益”，“益而不已必决”，要时刻想到“物极必反”的原则，防止“亢龙有悔”的局势。“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知存而不知亡”。“亢龙有悔，穷之灾也”。就是说进与退，得与丧，存与亡，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不能只看到一时的进、得、存，要时刻警惕走向它们的反面，即退、丧、亡。做事走向极端，不免造成不良后果。《周易》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受到历代哲学家的重视，它在中国辩证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不少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都从《周易》中汲取思想营养，锻炼自己的辩证思维方法。 《周易》是打开宇宙迷宫之门的一把金钥匙 《周易》思想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易》本身并不是专讲自然科学的著作，可是它的确为古代科学家们提供了研究自然、认识自然的精湛的思想武器。16世纪以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西方，这曾经引起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惊奇”。他说：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主要是由于科学家们得力于两大法宝，一是以欧几里德几何学为代表的形式逻辑思维方法；一是以培根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实验方法。爱因斯坦说，这两大法宝，中国古代贤哲显然都不具备，然而值得惊奇的是，西方科学家做出的成绩，有不少被中国古代科学家早就做出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之一是古代科学家自幼学习《周易》，掌握了一套古代西方科学家们不曾掌握的一把打开宇宙迷宫之门的金钥匙。所以中国古代科学家能够更早更快地破译许多宇宙之谜。《周易》哲学思想为中国古代科学家们提供了先进的哲学世界观，作为他们探讨宇宙和生命奥秘的指导原则，如大化流行，生生日新的宇宙发展观；万物变化，物极必反的矛盾转化思想；仰观俯察，穷理尽性的唯物主义认识原则；人能“赞天地之化育”的主体能动性思想等。这一哲学世界观较之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显然具有极大的优越性。更为重要的是《周易》还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一套别开生面的象数思维模式，这是西方文化中根本不具备的。易学象数思维模式，突出地反映了东方思维的特征，至今还令人向往。象数思维方法，简单地说来，有以下一些特征：一、取象比类，是象数思维的基本特征，从思维借助于“卦象”这一点看来，它富有形象思维的特点；从取象的目的在于“比类”而言，它有着逻辑思维的特性，因此，取象比类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相互诱导的特殊思维方法。二、阴阳对称，刚柔调和是象数思维的致思准则。一阴一阳，一刚一柔，相反相成，对称互补，构成统一和谐的宇宙万物，这一对称协调原理，在传统医学、药学、方剂学中得到广泛运用，气功、武术乃至书法、美术中都有巧妙的表现，在传统建筑结构、园林布局中，运用得更是淋漓尽致。三、整体思维，体现了象数思维的合理内核。《易》学将人体小宇宙和自然大宇宙，都看作有机统一的整体，对待每一件具体事物，首先从各个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去考虑它与其相关事物的相互制约的整体关系，这种思维方法，实际上包含着原始的系统论思想，传统医学可说是整体医学，它采用整体诊断与整体治疗方法，从开放中求得整体机制的平衡发展，是其精髓。四、强调序列，注重节律，是象数思维的突出优点，易学从来注意自然界大自天体小到草木的运动发展的周期性。主张“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奏天时”，违反天时，人必受到自然的惩罚。宋代哲学家朱熹，在《周易》卷首附入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文王八卦、六十四卦方图、圆图等，这些易学图式反映了神妙的象数思维方法的特征，至今引起海内外科学家的注视。美籍华裔学者扬振宁、李政道大加称赞自不待言，现代电脑的鼻祖莱布尼兹，早已声称他所创立的二进制原理与《易图》（指六十四卦圆图）“完全一致”，著名量子物理学家玻尔更把易学中的“太极图”设计在丹麦国王授予他的勋章中。这表明太极图所反映的思维方法受到西方科学家的极大推崇。 《周易》在传统文化中的突出地位 《周易》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三千年来，注释、阐发、评议《周易》的著作，共有三千多种，平均每年有一种易学著作传世，这是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为什么研究《周易》历久不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有过评论，写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当前《周易》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有文字学、考古学、哲学、政治、宗教、人伦、历史、文学、美学以及自然科学中的天文、数学、物理、生物，还有医学、气功、武术等。《周易》为古代文化中的传统思维模式与思想原则奠定了基础。它既包含“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为工具理性所掌握的自然知识，又含有“观乎人文以为化成天下”，为价值理性所追求的人文理想。《周易》阐扬的“保合太和”理想原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周易》对中国文学艺术影响深远，它为中国美学建立了理论基础，其取象思维原则，对古代诗歌的比兴创作方法启迪极大；其“意”与“象”结合的思维模式，孕育了中国画的创作方法，美术家多认为“太极图乃书画秘诀”。舞蹈家们则认为八卦是认识宇宙的构架，同时也是审美标准的符号，对民间舞蹈影响特深。《周易》的阴阳协调原理，影响中国建筑艺术，工艺技术，同西方艺术大异其趣。《周易》是融象数与义理于一体的独特思想体系，具有创造性、灵活性，富有开拓未来的精神，故不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也堪称全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灿的明珠。 《周易》的价值为何受到人的扭曲 《易经》五千言，大家公认它的确是上古的一部占卜之书，自孔子作《易传》十篇，对它加以哲学诠释，经同传合在一起，早己扬弃了它的占筮功能，而成为政治、哲学经典。不过《易经》虽是一部哲学著作，又毕竟对《易经》的筮法作了解释，所以有人认为《易传》有两套语言，一是解释宇宙衍化法则和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发展规律的；一是解释卦象、爻象及占筮方法的，不过《易传》所讲的这套占筮语言，也浸透着深刻哲理，故研究《周易》者对这两个方面都会涉及。《周易》这种一身二任的状况，在战国以后就早已分离了。《周易》的占筮作用，为学者们所轻视，却被一些数术家引为同调。数术是古老的民间文化形态，包含看相、算命、占卜、风水、奇门遁甲、六壬等方术，现在通称神秘文化。数术在二十四史中有记载，《四库全书》子部有著录。历来学术界对数术有争议，见仁见智，评价不一。不少人认为数术是《周易》的应用，这种说法并不确切。数术是长期流传于民间的神秘文化系统，不同的数术同《周易》的关系也很不相同，大都是一种外在关系。数术同《周易》的关系，总的看来，数术只是借用了《周易》思想体系中的某些符号和述语，很少正确利用《周易》的哲理。首先，《周易》的天人统一思想，被歪曲地利用去说明数术中的神秘的天人感应思想；其次，易学中的河图、洛书、太极图、先天八卦、后天八卦等象数图式，被借用去作为诱导非理性的直觉思维的形式；再次，《周易》中的天道、阴阳、八卦、六十四卦，封气、纳甲等概念和术语，也被借用去作为建立数术思想体系的术语。《周易》之所以能够被数术所利用，是由它的符号系统的特点决定的，同时也有着社会历史原因。江湖术士打着《周易》的旗号，利用数术宣扬封建迷信，有人认为这是“《周易》热”带来的不良后果，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周易》本身是原始科学与神物迷信相结合的产物，正如列宁所说：其中“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学之类的幻想是联结在一起的”。我们的任务是将二者加以剥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学者们研究《周易》，涉及数术，目的在去伪存真，从文化发生学角度，追溯古代巫史文化的发生发展，而不是舍本逐末。有的人抱着正确目的研究数术，是把占筮看作同“常态因果关系预测”不同的一种“非常态因果关系预测”，力图探索原始的预测方法，是否能为科学预测方法的建立提供某些借鉴或补充，也是探讨如何将《周易》用于决策科学的一种尝试。数术长期在社会上流传，未免泥沙俱下，真伪难分。有些人打着《周易》旗号，美其名为《周易》应用，实际上只不过是包装自己；在他们心目中，《周易》仅仅是一本占卜书。可是，他们却不仔细想一想，《周易》的价值果真如此，那么，几千年来一直把它列为经典，成为古代科举考试的必读书，这岂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原来这些人对《周易》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象数思维方法的基本内容，并不了解。《周易》多方面的文化价值，它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受到了极大的人为的扭曲，应当予以澄清。《易经》被列为“五经”之首，《易》乃大道之源，它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歪曲不了的；少数人肆意歪曲它，为了掩饰自己散布封建迷信，欺骗群众的目的，毕意是徒劳的，只能暴露自己对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的无知，终会落得弄巧反拙的结局。不难预料，近年来学术界所掀起的“周易热”，一定会在“双百”方针指引下，沿着健康的学术研究的道路不断前进，它所固有的多方面的学术、思想价值，终久会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正确认识。《周易》研究的深入发展，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棺材最早出现在哪个国家
要考证出棺材的来源诚属不易，因此我们只能凭藉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就现今考古的发现加上文献的记载，来了解可能是最早的棺材起始点。据考古发现距 今约10-4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尼安德塔人就已有埋葬习俗存在，我国则在距今约两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时代，此时期有墓穴，但尚无葬具（例如：coffin； 棺）。 就「棺材」二字的字形以观，皆从木字偏旁，故有以木制造之意，《后汉书》卷三十九：「《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藏之中野，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棺 椁之造，自黄帝始。』」虽有比附黄帝之疑，但就考古资料发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辽宁红山文化墓地、半坡遗址（公元前4800-前4300年）皆已有木造 棺，西安半坡M152号小孩墓，因墓坑四壁有木板痕迹和盖板，被视为木棺之雏形，可见比黄帝（约公元前2698年）更早年代已有木棺存在。 若就棺材的字义以言，《说文解字》：「棺、关也，所以掩尸。」另《玉篇》：「棺之言完，所以藏尸令完也。」可见棺材的作用是在装敛死者尸骨，因此若不拘泥 於木造，则又有瓮棺（瓦棺、陶棺）、石棺、树皮棺、船棺、铁棺、玻璃棺、 水泥棺、水晶棺、纸棺??????等不同材质之别。 为何会有棺材的出现？学者见解分歧，通说以为与原始人类的灵魂信仰观念有关，
中国最早的佛寺
一、我国最早的佛寺是河南洛阳白马寺。 二、洛阳白马寺位于河南省洛阳老城以东12公里处，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为中国第一古刹，世界著名伽蓝，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有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之称，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 三、相传，在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刘庄（刘秀之子）夜宿南宫，梦一个身高六丈，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次日晨，汉明帝将此梦告诉给大臣们，博士傅毅启奏说“西方有神，称为佛，就像您梦到的那样”。汉明帝听罢大喜，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永平十年（公元67年），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见到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亲自予以接待，并安排他们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暂住。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寺”字即源于“鸿胪寺”之“寺”字，后来“寺”字便成了中国寺院的一种泛称。 四、寺中现存的遗址古迹为元、明、清时所留。寺内保存了大量元代夹纻干漆造像如三世佛、二天将、十八罗汉等，弥足珍贵。
易经六十四卦中大过卦注释
泽风大过，运气，责任重，防止文书差错，水灾。愿望，期望高，不达愿，等等。
“风水”一词最早出现在哪里
风水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晋朝郭璞的《葬经》，“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
圣经最早是谁写的
摩西，神的灵第一次感动的人是旧约的摩西，圣经的前五篇的作者是摩西！ 你看创世纪就知道谁是第一个信上帝的人了！
历史上最早姓林的是谁?
我知道的是林黛玉，后来的是林彪，再后来，我知道楼主是姓林了
经典文言文 有翻译并且有注释和讲解
传说有一种虫子,叫做“怪哉”五官皆有，是怨气所化。 东方朔的解释并不科学，不足为信。但他这样说，实际上是借古讽时，婉谏汉武帝要施仁政，不要残害无辜，引起民众的怨恨和反抗。秦朝之所以二世而亡，正因为“众庶愁怨”，应引以为鉴。 更加具体的解释： 东方朔与“怪哉”故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鉴戒录》条下曾云： “蜀何光远撰。东方朔辨怪哉虫事（案：小说已佚，此条见《太平广记》四百七十三），已为附会”。 这里提到的“小说”，当为南梁殷芸编纂的《小说》，虽然早佚，但我们却能看到辑本。除鲁迅、余嘉锡外，周楞伽也有辑本。在周楞伽辑本中，“怪哉”故事本自《说郛》，原注为“出朔传”，我估计是指《东方朔别传》： 武帝幸甘泉宫，驰道中有虫，赤色，头目牙齿耳鼻悉尽具，观者莫识。帝乃使朔视之，还对曰：“此‘怪哉’也。昔秦时拘系无辜，众庶愁怨，咸仰首叹曰：‘怪哉怪哉’！盖感动上天，愤所生也，故名‘怪哉’。此地必秦之狱处。”即按地图，果秦故狱。又问：“何以去虫？”朔曰：“凡忧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当消。”于是使人取虫置酒中，须臾，果糜散矣。（《殷芸小说》卷二第60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初版） 这个“怪哉”故事，是东方朔故事的极品之一，由此可见，其编纂者殷芸着实了得。周楞伽辑注《殷芸小说》前言引《南史》等，说他“性情洒脱，不拘细节”，从这则小品看，殷芸还有难得的想象力，超群的讽刺力，才能把它编写得这么精彩。或许，正缘于此，它在多次在别的书中出现吧。目前，我搜集到的仅这五种版本： 1.汉武帝幸甘泉，驰道中有虫，……帝乃使东方朔视之，还对曰：“此虫名怪哉，昔时拘系无辜，……此地必秦之狱处。”即按地图，信如其言。……取虫置酒中，须臾糜散。（《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七十三，出《小说》） 2.东方朔别传曰：武帝幸甘泉，长平阪道中有虫覆地，如赤肝。朔曰：“必秦狱处也。夫愁者，得酒而解。”乃取虫置酒中，立消麋。赐帛百匹。后属车上盛酒，为此故也。（《太平御览》卷八百一十八·布帛部五） 3.东方朔别传曰：武帝幸甘泉，长平坂道中有虫，赤如肝，头目口齿悉具，先驱驰还以报，上使视之，莫知也，时朔在属车中，令往视焉，朔曰：此谓怪气，是必秦狱处也，上使按地图，果秦狱地，上问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积忧者，得酒而解，乃取虫置酒中，立消，赐朔帛百匹，后属车上盛酒，为此也。（《艺文类聚》卷七十二·食物部，《太平御览》卷八百四十五·饮食部三亦引，辞稍异） 4.《郡国志》曰：雍州咸阳县北十五里长平坂，汉武帝幸甘泉，驰道有虫覆地，赤如生肝。问东方朔，朔曰：“秦狱地冤气也。臣闻酒能消愁。”以酒浇之，果销矣。（《太平御览》卷五十三·地部十八·阪） 5.《广五行记》曰：汉武帝幸甘泉宫，驰道中有虫，赤色头，目鼻尽具。观者莫识，帝使东方朔视之，对曰：“此秦时拘系无辜，众庶愁死，咸仰首叹曰怪哉，故明逯哉。此必秦之狱处。”朔又曰：“凡忧者得酒而解，以酒沃之当消。”於是取虫致酒中，须臾糜散。（《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四·虫豸部一） 其中，第一种本《小说》，字词差异不大。第二、三种皆本《东方朔别传》，彼此却有些差异：前者说“有虫覆地”，后者不提“覆地”二字；前者说“夫愁者”，后者说“夫积忧者”。 第四种所本的《郡国志》，大概是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郡国志》。如此，是书对“怪哉”的记载要比《异苑》早多了。 第五种所本的《广五行记》，不知何人所撰，文字比以上各种都要文一些。《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二十有一篇《异疾绛州僧》，亦引自是书，全文如下： 永徽中，绛州有一僧病噎，都不下食。如此数年，临命终，告其弟子云：“吾气绝之后，便可开吾胸喉，视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终而卒。弟子依其言开视，胸中得一物，形似鱼而有两头，遍体悉是肉鳞。弟子致钵中，跳跃不止。戏以诸味致钵中，虽不见食，须臾，悉化成水。又以诸毒药内之，皆随销化。时夏中蓝熟，寺众于水次作靛，有一僧往，因以少靛致钵中，此虫恇惧，绕钵驰走，须臾化成水。世传以靛水疗噎疾。 永徽乃唐高宗李治年号（永徽元年为650年），此书又被《广记》征引，必为唐人作品。从这篇《异疾绛州僧》看，文笔同样不畅。绛州僧胸中物惟靛可化的情节，与酒消怪哉的情节类似，说不定该书专收药水治病之事呢。 现在，就以最早的《郡国志》为本，看“怪哉”故事后来是怎么变化的： 《郡国志》曰：雍州咸阳县北十五里长平坂，汉武帝幸甘泉，驰道有虫覆地，赤如生肝。问东方朔，朔曰：“秦狱地冤气也。臣闻酒能消愁。”以酒浇之，果销矣。（《太平御览》卷五十三·地部十八·阪） 从这里，居然看不到“怪哉”的名字，自然也没有仰首叹怪哉的描写，讽刺艺术效果大打折扣，也不知原文是否真就没有。 “长平坂”，在《殷芸小说》、《广五行记》中都找不到； “虫覆地，赤如生肝”的细节，则被《殷芸小说》、《广五行记》简化或改写：《殷芸小说》仅说“有虫，赤色”，更加晚出的《广五行记》说“有虫，赤色头”，认为“怪哉”只有头部才是红色的，“赤如生肝”这样的话，自是不能提起——可见，到了唐朝，这条小虫便褪色了。 “覆地”、“赤如生肝”的细节，还有“长平坂”，在《太平御览》卷五十三所引《东方朔别传》中却一应俱全。据此，《东方朔别传》的大致创作时间至少可以猜出来了：必在南梁之后：因为是书中的“怪哉”故事属“集成本”。 周楞伽辑注《殷芸小说》卷二第58条注云：“查《隋书·经籍志》有《东方朔传》八卷”；我查《旧唐书》“志第二十六”（电子版）亦有《东方朔传》八卷，如果这就是《东方朔别传》，大约是隋人所作。 然而，《东方朔别传》虽将二书“集成”，却没能做到“聚珍”，将殷芸原创的“咸仰首叹”说舍弃了，实在不懂艺术。更差劲的是，《续汉书·郡国志》中的“酒能消愁”，殷芸改编扩充的“忧者得酒而解”，竟然被《东方朔别传》变做“夫积忧者，得酒而解”，简直神韵全无。《续汉书》为晋书，去三国未远，“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句，犹然在耳，就算司马彪无此意，殷芸也将这个诗意点化出来了，改成“夫积忧者”，罗嗦且乏味，其实不必。 总的来说，殷芸的改编最棒，立意更高，文笔更好，趣味性也大大加强了。想一想，一条全身通红，眼、耳、鼻、口皆全，还生着牙齿的虫子多有趣，又多么令人同情！而且，这也是一条非常“合理”的虫子： 全身通红，显然是血所凝成，影射皇帝的嗜杀（未必就是秦始皇）；有眼有耳，可以观，可以听（看来听来的都是暴行）；有口有牙，然后可以叹，可以言（除“怪哉”外无话可说，可知怨之深），可以饮。 《东方朔别传》一书却将“头目牙齿耳鼻悉尽具”精简为“头目口齿悉具”，虽多了个“口”字，也属多余：口若不存，牙何以附？也许，原文不是如此写法。 《郡国志》中“以酒浇之，果销矣”的收束法，言简，且有余味，也很浪漫。《殷芸小说》中的“取虫置酒中”，实属蛇足，弄得像泡药酒似的，《东方朔别传》却要采用，笨。 《东方朔别传》里，也有原创，即末尾的“赐朔帛百匹，后属车上盛酒，为此也”，这个才有点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