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文化起源
荆楚文化起源在哪
湖北西部丹江口！ 泛指湖北西北荆山之南 襄樊 南漳境内！！！ 历史上襄樊南漳有一县城三叮之称：楚 罗 卢戎皆立国于南漳！
中国美食文化起源
石磨的普及 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殷商时期，对谷物的加工一直比较原始简单。先民们通过碾盘、碾棒、杵臼等对谷物进行粗加工，难以提供大量去壳净米。到了周代，石岂的出现，是谷物初加工方法的一次飞跃。石岂，即石磨。谷物的初加工，由以碾舂为主变为以磨为主。随着石磨的普及，周人的饮食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肉类开始加工 与谷物加工相比，周代的肉类加工更为考究。而且，作为对肉类初加工的选割，与后期烹制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尤其是周王室贵族在祭祀、宴会时所享用的各种肉类，其选割及烹制，由专设的官署“内饔”与“外饔”执掌。周人已完全懂得选择无病、无特殊腥臊异味而又健壮的畜禽，并辨别畜禽各部位，然后施行宰割。在进食时，各式各样的菜肴都有固定的位置，取食也按一定程序进行，这些都是由肉类所切割成不同形状所决定的。 八珍的出现 周代“八珍”的出现，标志着烹饪形成为一门重要的艺术，显示了周人的精湛技艺和食饮的科学性。以炮豚为例，首先将小猪洗剥干净，腹中实枣，包以湿泥，烤干，剥泥取出小猪，再以米粉糊遍涂猪身，用油炸透，切成片状，配好作料，然后再置于小鼎内，把小鼎又放在大镬鼎中，用文火连续炖三天三夜，起锅后用酱醋调味食用。这一道菜先后采用了烤、炸、炖等三种烹饪方法，而工序竟多达十余道。“八珍”开创了用多种烹饪方法制作菜肴的先例，后世令人眼花撩乱的各种菜肴，均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甚至在菜名上也袭用“八珍”，至今还有“八珍糕”、“八珍面”、“八宝粥”之类。 四大菜系诞生 春秋战国时期，各个民族的互相融合，在饮食文化上逐渐形成了南北两大风味。在北方，古齐鲁饮食文化历史悠久，烹饪技术比较发达，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地方风味菜——鲁菜的雏形。 在南方，楚人统一了东南半壁江山，占有今天的“鱼米之乡”。“春有刀鲚，夏有鲥，秋有肥鸭，冬有蔬”。一年四季，水产畜禽菜蔬联蹁上市，为烹饪技术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由于又融汇了南方很多民族的民风、民俗和饮食习惯，逐渐形成了今天苏菜的雏形。 在西边，秦国占领了古代的巴国、蜀国，接着派李冰将水患之乡改造成“天府之国”，加之有大批汉中移民的到来，结合当地的气候、风俗以及古代巴国、蜀国的传统饮食，产生了至今影响巨大的川菜的前身。 秦国的统一大业进行到后期，秦末发兵兼并桂林、南海和象三郡，建立南越国。汉高祖十一年受封为南越王。利用广州地处东南沿海，珠江三角洲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可供食用的动植物品种繁多，水陆交通四通八达的优势，建立了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饮食比较发达，目前广东的饮食文化，其实就是由赵佗将中原地区先进的烹饪艺术和器具引入岭，结合当地的饮食资源，使“飞、潜、动、植”皆为佳肴，并流传至今，形兼收并蓄的饮食风尚，产生了粤菜。 至此，后称“四大菜系”的鲁菜（包括京津等北方地区的风味菜）、苏菜（包括江、浙、皖地区的风味菜）、粤菜（包括闽、台、潮、琼地区的风味菜）、川菜（包括湘、鄂、黔、滇地区的风味菜）雏形已经初成。 吃在汉唐 随着中国统一局面的完全诞生，汉朝皇帝拥有当时全国最为完备的食物管理系统。负责皇帝日常事物的少府所属职官中，与饮食活动有关的有太官，汤官和导官，它们分别“主膳食”、“主饼饵”和“主择米”。这是一个人员庞大的官吏系统。为皇帝和后宫膳食开支相等于汉代中等水平百姓二万户的家产。 在此时期中国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加剧了。张骞等人除了从西域引进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萝卜、石榴等物产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区的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来自中原的木制筷子。我国传统烧烤技术中有一种啖炙法，也很早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和西亚，最终在当地形成了人们喜欢吃的烤羊肉串。 唐代的长安是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为各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便利。胡族和汉族传统的饮食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食肉饮酪”开始成为汉唐时期整个北方和西北地区胡汉各族的共同饮食特色。 今天日常吃的蔬菜，大约有160多种。但在比较常见的百余种蔬菜中，汉地原产和从域外引入的大约各占一半。在汉唐时期，中原内地通过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流，引入了许多蔬菜和水果品种，如蔬菜有苜蓿、菠菜、芸苔、胡瓜、胡豆、胡蒜、胡荽等，水果有葡萄、扁桃、西瓜、安石榴等，调味品有胡椒、沙糖等。与此同时，西域的烹饪方法也传入中原。 在汉代传入的诸种胡族食品到魏晋南北朝时，已逐渐在黄河流域普及开来，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其中尤以煮或涮羊、烤全羊最为典型。 汉唐时期也是中国传统饮食方式逐渐发生变化的时期。东汉以后，胡床作为一种坐具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渐被普遍使用。由于坐胡床必须两脚垂地，这就改变了汉族传统跪坐的姿式。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家具新变化，到隋唐时期也走向高潮。这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床榻几案的高度继续增高；另一方面是新式的高足家具品种增多，椅子、桌子等都已开始使用。桌椅出现以后，人们围坐一桌进餐也就是自然之事了。 唐朝与域外饮食文化的交流非常多，人们的物质生活都有一种崇尚西域的风气，饮食风味、服饰装束都以西域各国为美，崇外成为一股不小的潮流。当时的长安，胡人开的酒店也较多，并伴有花枝招展的胡姬相陪，李白等文人学士常入这些酒店，唐诗中有不少诗篇提到这些酒店和胡姬。酒家胡与胡姬已成为唐代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茶食在辽金 随着茶叶的交易，茶食也深入到辽金民族的日常生活中。金人在人生重大的婚姻典礼中，都以摆上茶食为正规。而所谓茶食，只不过是先进一种像汉民族常食用的“寒具”，即炸麻花之类的大软脂、小软脂的食物，次进一盘蜜糕。只有待整个宴会结束，对待来参加婚礼的上客，才端上“建茗”。茶叶成了只有富者才能啜之的饮料，而粗者只能喝乳酪。 忽必烈的涮羊肉 到了元朝，帝国的疆域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广大，也带来了饮食文化的广阔发展。这一时期，涮羊肉在忽必烈的推捧下诞生；月饼，已经成为中秋不可少的一道点心；元大都成为有史可考的第一家烤鸭店的发源地；产生了至今众人都愿意品尝的名菜——烤全羊。 而蒙古人西征以及元朝时期以各种身份从波斯、中亚细亚和阿拉伯等地大批签发或自愿东来的各族穆斯林，与当地民族融合成为了元朝的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并与其他穆斯林民族创造和发展了中国的清真饮食文化。 宫廷的奢靡 明代的宫廷饮食奢靡无度。宫中的菜蔬有滇南的鸡枞，五台山的天花羊肚菜，东海的石花海白菜、龙须、海带、鹿角、紫菜等海中植物；江南的蒿笋、糟笋等，辽东的松子，蓟北的黄花、金针，中都的山药、土豆，南都的苔菜，武当的莺嘴笋、黄精、黑精。北山的核桃、枣、木兰菜、蔓青、蕨菜等，其他各种菜蔬和干鲜果品，土特产等，应有尽有。
养生的历史背景，养生的产生，养生文化的起源。
道教养生学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渊源于中国最古老的原始巫教，是先秦神仙家思想、老庄道家炼养学说及秦汉方仙道、黄老道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道教的创立一样，道教养生学的产生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道教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基于东汉后期政治黑暗、社会动乱；道教养生学的问世则是先秦两汉科学文化发展的结果。 在哲学思想方面，处于社会大变革风云中的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出现了道家、儒家、墨家、阴阳家、兵家、名家、法家、纵横家、神仙家等，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诸子百家之中，除道家、神仙家对道教气功养生学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最大以外，儒家、墨家、阴阳家亦有相当的影响。 我国古代有“生死有命”的说法。《孔子家语·本命题》说，“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优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谓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终也，有始则必有终矣。人始生而有不具备者五焉，目无见，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后有见；八月生齿，然后能食；期而生膑，然后能行；三年囟合，然后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后能化。阴穷反阳，故阴以阳变；阳穷反阴，故阳以阴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齿，八岁而龀，二八而化；女子七月生齿，七岁而龀，二七而化。一阴一阳奇偶相配，然后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于此也。”即把生死的变化归结于阴阳的运动，认为随着阴阳两种原素的不断地消长，人的一生从婴儿、少年、中年，以至老年、死亡，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应该承认，这种观点是不悖科学的。 当然，儒家内对于性命的看法也是有分歧的。如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认为性乃所受于天，故存心养性乃所以事天。夭寿皆命，对之不存疑虑，惟修身以立命。立命即肯定自己的性命。 荀子对于命的态度，则讲制而用之。他说：“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荀子·天论》），主张制裁天命而利用之。命虽然是有的，但人不应止于待命，而当设法控制它，利用它。这是荀子独有的思想。 《易传》中也颇讲命。《象传》云：“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系辞传》云，“乐天知命故不忧。”《说卦传》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后来的学者即把这些观点看作是儒家对于性命的一贯心传，并把易学惟崇为阐述性命至理、天人合一的理论。 儒家的这些性命学说，许多观念都为道教养生学所吸收，尤其荀子人定胜天的“戡天”思想和《周易》的理论体系，对道教养生学的影响更加深刻广泛。 墨家对道教气功养生学的影响，主要是它的五行学说与人为的变化观。我国古代的五行说，初期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认为水、火、金、木、土是构成整个世界的五种最基本的物质。到了战国时期，这种思想为唯心主义所剽窃，产生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派。他们把五行排列成相生相胜的系列，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反之，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这就是所谓“常生常胜”。邹衍的这种循环、凝固的“五行常胜说”，对于我国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后期墨家打破了这种学理，在五行相生相胜的旧说上，提出了“五行毋常胜”的新主张。《墨子·经下》说，“五行毋常胜，说在宜。”《经说下》解释说：“五○金、水、土、木、火、离。然火烁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金之府水，火离木。若识麋与鱼之数，唯所利。”在这段文句中，既驳五行相胜之说，亦斥五行相生之言。 谭戒甫先生解释说：“金、水、土、木、火五者，皆彼此相附丽，并非相生，故曰金水土木火离。何以故?以水聚藏于金而火附丽于木耳。”正如同“麋之所利，于山之林；鱼之所利，在川之水。故林盛而麋赴焉，水大而鱼藏焉。若能识别此道，则水非生于金而木非生火，可以恍然悟矣。” 至于相胜，也不是凝固不变的。相反，因其质与量的多少，因其种种机运，而发生变化。如金与火的关系，金少火多，则能把金熔销；反之金多火少，则能把火熄灭。王充《论衡·命义篇》云：“譬犹水火相更也，水盛胜火，火盛胜水，遇其主而用也。”也认为五行相胜是随着矛盾双方质与量的变化而变化，并没有一套僵化的发展程序。 墨家的这种辩证的五行学说，不仅批判了邹衍等人对五行的神秘思想和形而上学观，也为后来的道教辩证地探索自然与科学，开辟了一条道路。在道教内，无论是汉唐之际的外丹派，还是宋元时期的内丹派，他们都吸收了墨家的这种辨证的思想。 如《周易参同契》中关于五行的论述，即与墨家一脉相承。书中说：“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处，木火为侣。”这是以墨家五行附丽说立论。在此基础上，《周易参同契》进一步提出了“五行错王”的学说。书中说：“五行错王。相据以生，火性销金，金伐木荣。”元俞琰解释说：“金生水，木生水，此常道之顺五行也。今以丹法言之。则木与火为侣，火反生木；金与水合处，水反生金。故曰五行错王，相据以生也。”（《周易参同契发挥》卷中）。也就是说，五行的变化既有一般规律，即“常道”；亦有特殊规律，即“错王”。而修炼丹道的关键，正是在于掌握运用五行变化的特殊规律。 这种特殊规律又被叫作“五行颠倒术”。张伯端《悟真篇》说：“震龙汞自出离乡，兑虎铅生在坎方，二物总由儿产母，五行全要入中央。”宋翁葆光解释说：“汞为震，龙属木，木生火，木为火母，火为木子，此常道之顺也。及乎朱砂属火，火为离，汞自砂中出，却是火返能生木，故曰儿产母也。太白真人歌曰：‘五行颠倒术，龙从火里生’……铅为兑，虎属金，金生水，金为水母，水为金子，此常道之顺也。及乎黑铅属水，水为坎，银自铅中生，却是水返能生金，故曰儿产母也。太白真人歌曰：‘五行不顺生，虎向水中生。’”（《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卷4）。所谓“五行顺兮，常道有生有灭；五行逆兮，丹体常灵常在”，正是高度地概括了内丹修炼一个基本原则。 从《周易参同契》的“五行错王说”，到《悟真篇》的“五行颠倒术”，其思想的源头都是墨家的五行毋常胜说。 墨家讲变化。《墨子·经上》说：“化，征易也。”《经说上》解释说：“化，若蛙为鹑。”变化的形态是多样的。《经上》说：“为、存、亡、易、荡、治、化。”《经说上》解释说：“为，亭合，存也；病，亡也；买、鬻，易也，霄、尽，荡也；顺、长，治也；蛙、屈，化也。”认为这些变化并非皆出于自然，如亭台之存，疾病之愈，买卖交易，消尽的荡除，顺长之修治，都是人的作为；即使是蛙屈一类的变化，也是人们能够观察了解的。墨家这种强调人为的变化观是很可贵的，因为它看到了人在改造自然中的重大作用。后来的道教养生家吸收发挥了这种进步的变化观，并在探究自然与生命的漫长路途中实践着。 在自然科学技术上，先秦两汉时期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因在“天垂象，见吉凶”的天人合一思想笼罩下，我国历代都非常重视天文的观测；朝廷中有专司天文观测的钦天监，正史也设有《天文志》专记其事，因此中国的天象纪录可说是人类的宝藏，而且这种记录可以上溯到殷商时代。这些珍贵的记录，包括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哈雷慧星纪录和最早的琴座流星雨纪录。战国时的《甘石星经》和《石申星经》，各记有500-800多个恒星，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恒星分布图。 在宇宙理论上，有“盖天说”，“浑天说”等。东汉科学家张衡在《浑天仪图注》、《灵宪》中，总结了当时天文学成就，阐叙了“浑天说”宇宙论，并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 在地理方面，战国问世的《禹贡》载有中国各地土壤的特征，并首分天下为九州。各地产品的性质，河川的流向都有记载。《山海经》的《山经》中记载了矿物89种，产地309处，并以硬度、颜色、光泽、状态来识别。此外还记载了矿床学的共生现象，如铁与文石，白金与铁，这比希腊乔非史蒂斯(公元前371-公元前286)的《石头记》要早200年，且较丰富。在地壳变化和地震学方面，《诗经》明言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竹书纪年》记载了公元前1831年泰山的一次地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记载。至东汉张衡时，更发明了候风地动地动仪，可测地震方位及强度，为世界地震仪之始。 在化学方面，炼丹术的起源可能也很早。因为《战国策》及《韩非子·说林上篇》已有方士向楚王献不死药的记载。另从《考工记》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合金成分的研究。 生物学方面，《诗经》上记有植物名称100多种，动物名称200种。汉代缀辑而成的《尔雅》，则注释了《诗经》中草木虫鱼鸟兽之名。在《周礼·地官》中，把动物与植物正式分开，各为毛羽介鳞裸、皂膏核荚丛五类，可见先人的分析是颇精细的。 在农学方面，《尚书·禹贡》列举了当时九州各类型的土壤及其主要农作物。《管子·地员篇》更是讲解土壤的一篇专文。《吕氏春秋》中的《上衣》、《任地》、《辨土》、《审时》四篇专讲农业，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农学论著。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时已有《汜胜之农书》等九种农学著作。东汉时崔实的《四季月令》，也是现存较早的一部农学名著。 在医药方面，《山海经》己明确提到130多种药，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并提到简单的用法，如食、浴、佩带、涂抹等。所治疗的疾病包括30多种。以后医学逐渐经验化，与巫分家，并且还有了分科。如《周礼·天官》即分医官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并提出一套医政制度。由《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可知，战国时秦已设有太医令，后世也多从之。 中国独特的针灸术起源也很早。针法的前身为砭石疗法，《说文解字》说：“砭，以石刺病也。”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不少的骨针、竹针。到了周代由于青铜技术的发达，更进步到了用金属针。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多种周代编写的医书，其中《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经》所载内容，说明春秋战国时针灸疗法己相当普遍，医疗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外，河北省满城县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随葬金针，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医简，都是其时医学发达的明证。正是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上，产生了几部千古不朽的医学著作，如《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这些经典文献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其次，在卫生保健上，夏商以来对卫生就有了讲究，养成了洗脸洗手洗澡等习惯，如甲骨文中即有浴字，象人用水在盆里洗澡。另外甲骨文中还发现有洒扫和在室内除虫扫灰的资料(图为黄帝像)。 体育运动方面，古人很早就知道跳舞可以舒筋壮骨。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更发展出体操和物理治疗，当时称为导引。《黄帝内经》中提到了导引、守神等下法，《素问·异法方宜论》中说：“中央者，其地平以湿……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素问·上古天真论》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又说：“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这些都是指保健方面的方法。 《庄子》中有彭祖“熊经鸟伸”法、坐忘、心斋、守一等内养功法，《淮南子》中提到的导引式有熊经、鸟伸、凫浴、猿攫、鸱视、虎顾六种。至东汉时，《政论》中把导引、行气和治理国家联系起来，强调平时的保养修持。 荀悦《申鉴·俗嫌篇》中，谈到了气功治病和意守脐下的重要性，“若天导引蓄气，历藏内视，过则失中，可以治痰。”“邻脐二寸谓之关。关者，所以关藏呼吸之气，以禀授四气也。故长气者以关息，气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于以肩息而气舒；其神稍专，至于以关息而气衍矣。故道者常致气于关，是谓要术。”己开始提到“气沉丹田”的问题。 大思想家王充著《养性书》16篇，充分肯定了气功的科学价值，并且坚持炼功，“养气自守，适食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翼性命可延”。（《论衡·自纪篇》）名医张仲景《金匮要略》说，“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明确指出气功治病具有特殊的功效。 外科专家华陀根据《吕氏春秋·季春纪》所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的理论，在前人导引术式的基础上，整编了一套“五禽戏”。并且“提出了导引强身的理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后汉书·方技传》） 出土文物也证明我国气功在秦汉时期已达到相当的水平。现存最早且完整地描述气法运炼的，要数战国初年制作的《行气玉佩铭》。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导引图》共有画象40余幅，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且多数为下层普通人们，可见导引运动在秦汉时已普及到社会的下层。另有《却谷食气篇》，亦为先秦的珍贵气功文献。 社会上已出现了一大批功夫高深的实践者。如战国时的王乔、赤松子、彭祖，汉代的张良、裴元仁、封君达，范幼冲、王真、皇化、葛越、越广信等，皆为显名于世的气功家。由于他们显现奇绝的技能和超人的功夫，而被世人神化。道教的成立。本身即包含着方士炼养家的成份，自然先秦两汉时的这些著名人物都被纳入道教的体系，成为道教气功养生史上的重要人物。 以上所说，是道教气功养生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由于秦汉统治阶级的提倡，求仙长生的风气盛行，气功养生学说已广泛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而出现了许多气功家和专门著作，这就构成了道教气功养生学形成的社会条件。诸子百家的蜂起，神仙学说的勃兴，黄老之道的铺张，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道教气功养生学形成的条件。正是在这些历史背景下，孕育、产生、形成了道教气功养生学这种独特的气功养生体系。
五行中,文化培训教育属啥
五行只有金木水火土没有其它的
算命属于落后文化吗？还是啥？什么又是腐朽文化？
这东西、见仁见智、适合自己心情就好、很多东西科学解释不了
畲族文化和汉族文化有何差异
没什么区别，我们大学宿舍就有个畲族的，什么忌讳也没有，信仰也没有
四川盆地文化是不是巴蜀文化
2005-10-24 林向 我们曾指出“巴蜀”作为一个涵盖四川盆地及其邻近地区（包括今陕南、陇东南等）的地域概念是战国秦汉时形成的，见于《史记》、《汉书》等典籍。殷墟卜辞和周原卜辞中都有“蜀”是可以肯定的，而殷墟卜辞有无“巴”则颇有争议，笔者也并不认同。“巴蜀文化”是抗战时提出来的，建国后的考古发现（如船棺葬、羊子山土台、水观音遗址、铜器窖藏等）使巴蜀文化成为我国的区域文化中主要的一支。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更使四川盆地、尤其是成都平原的“早期蜀文化、古蜀文明、古蜀国”成为学术热点，至今不息，而且大体上有了一个面目。 那末在四川盆地即巴蜀大地上与“蜀文化”相匹配的“巴文化”怎么样呢？在哪里呢？正是人们急于要探寻求索的，众多的前贤时彦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精力，取得了可喜的进展。遗憾的是“巴文化”至今没有找到如三星堆遗址群（古城）这样高级别的中心遗存，也就没有找到巨大的文化辐射中心，目前还难以把面上的点滴发现串联起来。我想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如愿以偿的，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科学的探索总是由已知领域向未知领域推进的，“巴蜀文化”中的“蜀文化”既有了些面目，那么“巴文化”的辨认和论证，无非只是时间的问题和方法的问题，笔者愿先就四川盆地（包括成，渝两地）内的“巴文化”作一些梳理，以就教于诸位方家。 一、四川盆地在夏商周时代有“蜀”无“巴” 考古发现离不开历史文献载的指引和诠释，历史文献离不开考古发现的论证和充实。古代典籍中有关“巴”的记载很多，如《山海经》、《左传》、《世本》、《华阳国志·巴志》、《水经注》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等等。其中尤以《山海经》中的《海内经》、《大荒北经》、《海内南经》和《华阳国志?巴志》常为学者们所引述讨论。《山海经》中的“巴”的问题，当另文再议，先来看常氏《巴志》的记载。 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历夏、殷、周，九州牧伯率职。周文为伯，西有九国。”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注中曰：“此云‘九国’，指《牧誓》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合巴国为九也。”“‘巴’是四川盆地内建成国家最早的民族，周初已有封爵，殷末其国邑当尚在鱼复西近之故陵”。接着又说“‘蜀’即蚕丛、蜀山氏之国，殷末尚未进入成都平原，亦未建成国家”。本来“蜀”是四川盆地的古国，常璩也是承认的，《华阳国志?蜀志》载：“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我们知道任先生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是在1984年整理付印的，所以他只看到当时被认为是“巴文化”的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的船棺葬，而不及见到包括“古蜀文明”的重大发现，如夏商周时代广汉三星堆古城、成都十二桥、金沙等诸遗址以及成都平原龙山时代“宝墩文化”（也许同时可称为“先蜀文化”）的古城群发现了，显然是由于资料不足，故任先生关于“蜀尚未建国”确为误判。 关于船棺葬并非“巴文化”所专有，已为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所论证，笔者曾指：在成都平原、蜀国腹地大量出现船棺葬，又往往不是独自构成墓地而与其它土坑木椁墓并存，使巴人墓葬说或巴为秦戍蜀说遭到怀疑，有的学者倾向于巴蜀境内某些小民族的葬俗，或某社会阶层如武士的葬俗。鉴于考古新发现，笔者曾在1989年提出：“蜀为商之西土”、“蜀为周初西南强国”，“这‘蜀’正是指的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因为三星堆遗址证明“在四千年前已具备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城市、冶金、宗教礼仪建筑和文字符号”等等推论。可惜任先生就在是年仙逝，未及见到拙文而有所教益，甚感遗憾。近年来成都平原又有许多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余下全文>>
李姓的相关文化，起源，包括历史皆可 谢谢了！
图腾释义 《说文解字》认为“李”字的本义是指李树。远古时代的李氏族便是以李树作为氏族的原始图腾；古时，“李”与“理”相通，“理”字的本义是指掌管征伐刑戮的法官，世袭理官的李姓先人也以官名作为氏族的图腾 源于嬴姓和姚姓 源于嬴姓和姚姓，出自黄帝之后颛顼帝高阳氏的后裔理徵和舜帝姚姓的后代结合的后代，或出自道家创始人老子李耳，属于以官职名为氏。颛顼和舜帝后代一说：李姓祖先之一是伯益，伯益是帝颛顼的裔孙。舜帝时候，伯益因帮禹治水有功，又为舜驯服鸟兽，被舜赐姓嬴氏,李姓出自嬴姓和姚姓，李姓祖先之一：嬴姓出现因为舜帝的赐姓给他的女婿姓为嬴，还把自己的姚姓的女儿嫁给他。舜帝，姚姓，舜，黄帝子孙，生于姚地，以地取姓为姚，其后代就以姚为姓。尧时，皋陶曾担任大理（掌管刑狱的官）的职务，其子伯益被舜帝赐为嬴姓，后子孙历三代世袭大理的职务，其子孙按照当时的习惯，以官为氏，称理氏。理氏改为李氏的说法概括有两种： 一种说法是：商帝辛时，皋陶后裔理徵，在朝为官，因直谏得罪了商纣王，而被处死，其妻契和氏带着儿子利贞逃难时，因食李子充饥，才得以活命，故不敢称理，便改姓李氏。 另一种说法是：据史籍记载，周朝以前未见有李氏，自从有老子姓李，名耳，为利贞的后裔，因祖上世代为理官，理，李两字古音相通，便也以李为氏。显然，李氏是始于李耳 源于改姓、赐姓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平定哀劳夷后，曾赐当地各少数民族以赵、张、杨、李等姓。 北魏鲜卑族有复姓叱李氏，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行全面汉化政策，改为汉字单姓李氏。 在回族姓氏中，有不少姓氏是历代皇帝赐予的姓，如李、达、答、张、白、沐、陕、郑、朱、金等姓。回族李氏是七世纪以来少数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来中国并定居；十三世纪以后又有一部分中亚细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迁入中国，他们在与汉、维吾尔、蒙古族相处的过程中形成回族，又称“回回”。李氏在回族中所占比例较高，有些直接来自古波斯或阿拉伯，如五代前蜀词人李珣，其祖先就是波斯人，来中国后留居梓州(今四川三台)。 少数民族李姓 1.苗族： 苗族居住在南方，半数以上在贵州，其余分布于湖南、云南、广西、四川、广东、湖北等省，与其他兄弟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约有五百一十万人。李氏在苗族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在黔西威宁地区的苗族中为大姓之一。汉姓为“李”、苗姓为“孟恩路”，这是他们实行“子父连名制”的一种特殊写法。苗族中的李氏，有些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有的已与李氏的原义无关。例如，清朝咸丰、同治年间由张秀眉领导的贵州苗民起义中有个起义军将领叫李洪基，但他并不姓李，“李”系他的苗语名字“拟”的讹写，而“拟”在苗语中意为水牯牛，“洪基”为“弯角”之意，故“李洪基”即“弯角水牯牛”。据有关学者考证，清朝官府在登记户籍册时，用同音的汉姓代替男性户主的苗名，因而形成了苗族汉姓。苗族中的一些李氏，就是这样产生的。 2.壮族： 壮族系由古代百越的一支发展而成，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约有一千三百四十万人，其90%以上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少部分居住在云南、广东等省。李氏在壮族中人数较多，曾出过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开芳、李锦贵、李文彩等，均为壮族李氏人。 3.瑶族： 瑶族主要由古代“长沙武陵蛮”的一部分发展而成。约有一百四十五万人，分布在广西、湖南、云南、广东、贵州五省区的山区，其中广西瑶族人数约占总数的70%强。李氏为瑶族主要姓氏之一，在瑶族原有十二姓中居于第五位。瑶族李氏根据血缘远近，分有若干“房”；各房都有称呼，辈分称谓......余下全文>>
中国姓氏起源是什么啊
中国人在三皇五帝以前（距今约五千年），就有了姓。据传说，姓的最早起源与原始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关。氏族部落不但对图腾奉若神明，禁止食、杀、冒犯，而且把它作为本氏族统一的族号。在原始部落中，图腾、族名和祖先名常常是一致的，久而久之，图腾的名称就演变成同一氏族全体成员共有的标记——姓。由图腾演变为姓的传说很多。据考证，夜郎国的国君是竹王，他的臣民以竹为图腾，姓竹。又据史书记载，晋国有狐毛、蛇平，汉代有狗未央、狼莫、鹿旗，三国有豹皮公等人。透过这些古怪的姓名和骆、虎、蚁、牛、羊、鸟、龙、竹、梧、茶、菊等与动物、植物名称相同的姓氏，隐约可见图腾崇拜对姓氏起源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 姓的形成除与图腾关系密切外，还与女性分不开。那时是母族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姓”是“女”和“生”组成，就说明最早的姓，是跟母亲的姓。据考古学资料表明，西周铜器铭文中，可以明确考定的姓不到三十个，但大多数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姬、娲、婢、妊、妃、好、赢等等。不仅古姓多与“女”字相关，就连“姓”这个字本身也从女旁，这大概是母系氏族制度的一个特征性产物。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实行群婚制，兄弟姐妹之间可以通婚，在这种制度下，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在神话里流传着“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许多故事。许多古姓都从女旁，可见我们祖先经历过母系氏族公社的痕迹。 夏、商、周的时候，人们有姓也有氏。在古代氏族发展的过程中，又衍生出“氏”这个称号。传说，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被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大夫的后人又以受封国的名称为氏。以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并且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但是只有贵族才有氏，贫贱者有名无氏，氏成为贵族独有的标志。至于贵族妇女，则无论怎么称呼都必须带上姓，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宗法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谨性。到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动，旧贵族没落了，有的还沦为奴隶。这表明贵族身份的氏，已无存在的必要。 “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 平民有姓，有名，没有氏。同“氏”的男女可以通婚，同“姓”的男女却不可以通婚。因为中国人很早就发现这条遗传规律：近亲通婚对后代不利。姓的产生，从史书上看，先秦时期的《国语·晋语》记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周语》记载“我姬民出自天鼋”。由此说明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种族的称号。同姓之间不许通婚，是周代婚姻制郸的规矩，“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晋剧》）。古人很早就懂得近亲婚配会产生不良后代的道理，为辨别男女姓的异同从而决定嫁娶与否，在女子称谓中标明姓就是非常必要的了。由此可见，姓的作用在古代主要就是“别种类”“别婚姻”。 姓氏相别的制度一直沿用到战国后期。秦朝时，旧贵族瓦解，西周封建宗法制度基本结束，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清除殆尽。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顾炎武《目知录》）此后，中国的姓与氏合而为一，或言姓，或言氏，氏即姓，人们使用姓氏时简单省事，也无贵贱之别，因而平......余下全文>>
蒙古族的文化
蒙古人所崇拜的图腾有狼、鹿、熊、犛牛、鹰、天鹅、树木等等。《蒙古祕史》开篇第一句话这样写道：成吉思合罕的祖先是承受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和妻子豁埃马兰勒，即蒙古人所崇拜的图腾狼和鹿。此外，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蒙古民族也崇拜龙，还有的部族有树木图腾崇拜、犛牛图腾崇拜等等。各种图腾神话反映了蒙古民族特点及与北方各民族、特别是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神话的许多共通之处，体现出他们之间相互交融的密切联络。 狼图腾蒙古民族的狼图腾最早只是古代乞颜部落孛儿只斤氏的图腾，这在《蒙古祕史》和《蒙古源流》中都有记载。经过数百年的演绎，狼图腾被人们当成了整个蒙古民族的图腾。 《蒙古祕史》开篇明确写道：“成吉思合罕的祖先是承受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苍色狼)和妻子豁埃马兰勒（白色的鹿）一同过腾汲思海来至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山前住下，生子名巴塔赤罕”。反映了唐代末期，两个以狼、鹿为图腾的蒙古部落姻族从额尔古纳河西迁的重要史实。而《国语·周语》记载：“穆天子西狩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史学家翦伯赞考证：“白狼白鹿是当时的氏族”。 《蒙古源流》记载，成吉思汗在围猎中特降旨对“郭斡玛喇勒”（草黄母鹿）和“布林特克沁绰诺”（苍色狼）这两种野兽放生，可见是作为神兽加以爱护的。《多桑蒙古史》记载，窝阔台将一头狼放生希望为自己增寿，不想狼却遭“猎犬群起齧杀之”。窝阔台当时就觉得这是个不祥之兆。果然，他不久就去世了。 鹿图腾蒙古萨满认为鹿能显灵，可以驱魔镇邪。内蒙古巴尔虎、察哈尔、科尔沁等地区萨满巫师所戴的帽子都用铁皮制成鹿角加以装饰，所用的青铜镜和法鼓也都刻画着鹿的形象，说明蒙古先民、特别是森林狩猎民曾以鹿为图腾神灵。 鹰图腾科尔沁右翼杜尔伯特乌尔图那苏贝是成吉思汗弟弟哈萨尔的第二十七世孙，他们的氏族自称是鹰氏族，各代的长子、长孙都以各种鹰来命名。 据《蒙古祕史》中记载，成吉思汗10世祖的小儿子孛端察儿蒙合黑，被4个哥哥抛弃后，走投无路时曾靠一只鹰捕猎维生，他的后人孛儿只斤氏就把鹰视为救命恩人，当作保护神敬奉起来。而铁木真在称汗之前，曾被他的“安达”（兄弟般的挚友）札木合所陷害，也是一只猎鹰救了他。 蒙古萨满传统认为，海东青是天的神鸟使者，它受命降到人间和部落头领成婚，生下一个美丽的女孩，把她培养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渥都根”（女巫师）。而布里亚特的萨满神话传说中，男萨满的最早化身也与鹰有血缘关系。 熊图腾布里亚特和达尔哈特人常称熊为祖先、神圣的，称呼熊“斡拖葛”，意思是长者、老人，他们认为人是从熊变来的，并直呼熊为祖父、父亲、祖先，这正是人们把熊看成与自己有血缘亲属关系的表现，所以才用相应的亲属称谓称呼它们，像亲属一样对待它们。达尔哈特人在猎熊时遵循一套非常特殊的习俗和礼仪，如公熊四季均可捕猎，母熊则不然，要等到它生养了小熊，春天走出洞穴之后才开始捕猎等等。 捕捉熊以后，分吃熊头肉，似是古代原始人“图腾圣餐”习俗的遗留。在原始人看来，用图腾的血和肉作为圣餐，更能巩固他们与图腾的亲密关系，重新获得图腾的灵威。 萨满教是蒙古人古老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崇拜多种自然神灵和祖先神灵。成吉思汗信奉萨满教，崇拜腾格里汗“长生天帝”。直到元时期，萨满教都在蒙古社会佔统治地位，在蒙古皇族、王公贵族和民间中仍有重要影响。皇室祭祖、祭太庙、皇帝驾幸上都时，都由萨满主持祭祀。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对各种宗教采取了相容幷蓄的政策。流行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萨满教等。蒙哥汗时期，蒙哥汗和皇族除信奉萨满教外，也奉养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道教弟子和佛教僧侣，并亲自参加各种宗教仪式。元朝时也采取同样的政......馀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