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改革是中国命运关键抉择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从其性质上说，改革是
C 试题分析：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主要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故A项表述错误，不能入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故B项表述错误，不能入选；D项表述正确但与题目“从其性质上说”这一要求不相符合，故不能入选。因此，答案是C项。
为什么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论文
[摘 要] 改革开放作为我国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局中，居于极端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它给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等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民族复兴之路。十七大报告，高度评价了改革开放，为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 改革开放；中国命运；关键抉择 一、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特别是农村人口占很大比重的国家。改革开放前，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束缚、闭关自锁的封闭状态，特别是“文革”期间，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物资短缺，日用生活品严重匮乏，国民经济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许多人通过广东边境逃往香港、澳门谋生。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向改革开放的号角之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先行，从农村起步，逐步向城市推进，从国有企业改革到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从所有制结构改革到分配制度改革，再到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前进的改革。逐步推进其他方面的改革。改革与开放两个轮子同时推进，相互促进，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 广大农民群众焕发出空前劳动积极性。僵化的经济体制被冲破了，国有企业从主要依靠政府和政策，逐步转向主要依靠市场和法律，现代企业制度陆续建立。这些大大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竞争力。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市场机制的引进，使经济日趋活跃、市场逐步繁荣、人民群众不断受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结合了起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科技、教育体制的改革，使科技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大大提高了自主创新能力，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教育事业全面发展，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从经济特区的创建开始，到加入WTO，我国已经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 改革开放29年来，中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从2165亿美元增长到26269亿美元，年均增长9.7％，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扣除价格因素，GDP是1978年的13.3倍，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位。国家财政收入显著增加，接近4万亿元。中国开放性经济水平明显提高。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17607亿美元，比1978年增加84倍，从世界第二十七位上升到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从29年前1.67亿美元，到2006年突破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之首。2006年，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67％。我国连续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的新奇迹，刷新了世界记录。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扣除物价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了5.7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下降到2000多万，反贫困工作取得全世界最突出的进展。前不久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在过去25年全球脱贫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中，有67％的成就归功于中国。各类商品丰富多彩、应有尽有的时代取代了商品匮乏的短缺经济时代。我国人民千百年来衣食无虞的梦想变成现实，实现了由贫困——温饱——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大批外逃的现象早已销声匿迹，并出现回流的现象。 过去想做而做不到的大事，如三峡大坝、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神州飞船、嫦娥一号卫星等一大批重大科技项目，都频频传来捷报。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 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对于拥有世界人口1/5的国家而言，改变自己也意味着改变世界。正是中国的发展，才使亚太地区构成世界经济的三大中心有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度已达25％，超过美国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 二、改革开放使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更具优势。 从政治上看，一方面，我国曾经是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民主传统比较薄弱的国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严重的个人崇拜使得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蒙上了传统专制主义的阴影，等级观念、人治观等封建政治文化的观念大量沉积。加上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府职能错位缺位越位，等等，这些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不相适应。另一方面，民主与法制基础比较薄弱，政治文明发展起步较晚；长期形成的阶级斗争的定性思维，以及人们通常将“西方”与“中国”的政治理念和实践模式看成“水火不相容”的，给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障碍，给政治改革带来一定的阻力。再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确实企图“西化”、“分化”中国；国内极少数人企图呼应西方敌对势力的图谋。这一切说明了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同时表明政治改革不能急于求成、盲目推进。 面对上述形势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民主的基本原理，立足本国国情，又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 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把扩大民主同健全法制结合起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人民民主的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不断创新、实践不断深化。同时，健全法律体系和法制制度，开展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实施依法治国。 同时，积极实施政府机构的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使政府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逐步完善，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把促进政治权力有效运行与有效监督结合起来。形成了既能广泛发扬民主，又能实现高度集中；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富有效率；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又能够保持国家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和谐；既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意见的政治发展道路，民主政治建设呈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人治”时代正在被“法治”时代所取代，广大公民的合法权益越来越得到保障，服务型政府正在形成，显示出鲜明的特点和优势。 与接受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原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非洲一些国家政权垮台和社会动乱、社会秩序瘫痪、经济危机不断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断发展，实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从而使我国实现社会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三、改革开放使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焕发了生机活力。 改革开放前，中国文化建设底子薄，又遭到“文革”的严重摧残，人们思想观念上存在着简单地以“政治”画线，排斥外来文化、鄙视传统文化的观念，知识和文化处于贬值状态。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被冲破，伟大的革新创造精神、开拓进取、实干兴邦精神被激发，人类创造的先进思想文化、思维方式被我们所接受。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凝聚人心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尊重知识、尊重教育、尊重人才、推崇优秀文化蔚然成风。 从教育、科技体制改革开始，我国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各级各类教育迅速发展，教育质量全面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取得巨大进步，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日益繁荣，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得到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正在被激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在中华大地兴起，有力地推动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局面的到来。 四、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建设取得了明显进步改革开放前，中国虽然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和“文革”灾难影响相当深刻，计划经济时期留下来有悖于社会公平公正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单位制度等，加上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物质财富匮乏，等等，为社会建设带来了诸多难题。 改革开放后首先着手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经济快速发展后，出现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所带来的社会公平公正问题，以及社会转型期所带来的就业等问题又凸显出来。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引发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都有待解决。 改革开放首先彻底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社会管理的理念和体制开始更新，促进文明、进步、和谐成为社会建设的目标。在收入分配方面，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分配方式，被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所取代，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同时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有所增加，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税收调节机制得到建立并不断完善，有效地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始推进以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为重点加快社会体制改革，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扩大公共服务，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机制、有效的利益调解机制、及时化解矛盾的机制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机制。 优先发展教育，已开始形成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就业规模日益扩大，以创业带动就业的理念开始实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公共卫生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不断健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社会管理逐步完善，使人民过上殷实、幸福的生活。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社会活力显著增强，社会事业取得显著成就，并正在朝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阔步前进。 五、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国防外交事业大发展改革开放前，世界很不太平，世界和平与我国领土完整受到诸多挑战，中国面临着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的任务相当繁重。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我国大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在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的基础上，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注重质量建设，提高官兵素质，大力加强国防科技研究和国防工业建设，改善武器装备，全面增强战斗力，科技强军取得明显成效，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水平明显提高。 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提出并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成功地实现了香港、澳门的回归和繁荣稳定，洗雪了百年国耻，并有效地推进了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台海和平，发展两岸关系，为两岸同胞谋福祉，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截止2007年9月底，两岸累计贸易总额6933亿美元。台湾获得的贸易顺差累计4541亿美元。两岸同胞增强了了解和沟通，增进了共同利益，结成了实实在在的命运共同体，不断地推动着祖国统一大业。 在外交领域，面对复杂多变、很不安宁国际环境，我们党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倡导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坚持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履行应尽的义务，有效应对各种挑战，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综合国力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没有袖手旁观，更没有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而是庄严地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亚太地区国家尽快地摆脱危机作出了贡献，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好评。中国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为扩大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峰会上，中国就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提出了五项新举措，涉及关税、减债、贷款、防治疾病和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在一年前，中国政府宣布了未来三年加强中非务实合作、支持非洲国家发展的8项政策措施，在国际上引起热烈反响。中国的发展为全球带来大量的机遇。 从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到积极救助印度洋海啸受灾国，从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到推动在反恐、环保、禁毒、重大疾病预防等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不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而且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和国际地位，积极倡导建立地区性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就是一个例证。它为世界呈现了新的合作理念和精神，提供了以大小国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体现了以谋求共同发展的新型安全观念，为世界的发展与和平注入强大的动力。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国愈来愈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增强。 六、改革开放使中国共产党提高了执政能力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各种原因，在党的思想理论、组织、作风建设等方面，存在着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因素。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党不断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我们党领导和驾驭发展全局的水平和能力。改革开放促进我们的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实现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深刻变化。 在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理论不断创新，并以开放的方式构建党的理论体系。 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获得的新的思想认识，上升到理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我们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党探索和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深化。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改进执政方式，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着力转变不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观念。以建设和谐社会的思维取代了“革命”、“阶级斗争”的思维。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正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创造性地开展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效，使党的工作覆盖面不断扩大，党组织的凝聚力不断增强，使党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总之，改革开放29年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巨大的发展进步。鸦片战争以来，饱受西方列强欺凌、频遭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华民族，已经走向振兴。神州大地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 今日的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边疆巩固，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蓬勃景象。这些发展进步都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历史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面貌，改变了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面貌。正是由于改革开放，才使我国从困境中重新奋起，成功地探索出一条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新局面，才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大大提升。 正是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的改革开放，正是在中国基本国情之下的一条强国富民之路。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振兴。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 “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认，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广东，从一个落后的边陲省份一跃成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国内生产总值相继超过了新加坡和香港。2006年，全省生产总值达25968亿元，人均GDP达到3509美元，提前14年达到了十六大提出的“2020年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标准。来源于广东的财税总收入突破了5000亿元，约占全国的1/7。广东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广东的改革开放已经从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到率先领悟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不仅经济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近五年GDP总量接近翻一番，占全国的由2001年的1/9上升到1/8；进出口总额5272亿美元，五年增长198.7％；税收收入增长2.3倍；而且率先转变增长方式，初步呈现出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增长、高效益的良好趋势。 广东率先推行综合改革，大力推进依法治省，首先促进依法执政，实施综合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推行审批制度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积极探索改革和完善执政的机制。广东省委带头实行重大工作部署学习——调研——决策相结合的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挥人大立法、监督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各级政协履行职能水平进一步提高。 广东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积极推行科教兴粤战略，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方兴未艾，并实行“排污不排外”，“有所引进，有所抵制”的方针。广东省委九届二中全会又提出建设文化大省，加大了发展教育、科技事业的力度，加大文化建设的投入，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建设活力。 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取得成效，文化事业日益繁荣。文化产业成为广东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2006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达1680亿元，占GDP总量6.5％，居全国第一。文化产业进出口值、从业人数和营业收入，均居全国首位。公共卫生建设全面推进，并率先实施中医药强省建设。 在广东，改革开放的成果最早惠及南粤人民。社会保险、社会保障体系最早建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实现应保尽保，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党委政府着力解决涉及大多数群众利益的问题，实施“十项民心工程”，基本上解决了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饮水难等民生问题，从2006年秋季开始，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开始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收学杂费，率先实行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率先实行退伍兵免费职业教育。树立法律权威，充分发挥法律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推进“平安广东”建设，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初步形成。 和谐社会建设扎扎实实推进。广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推进党的建设，从抓反面教员的警示教育，到抓制度抓预防机制的建立，再到注重抓理想塑灵魂，“理想、责任、能力、形象”教育活动不断深入。“十百千万”干部下基层驻农村活动和固本强基工程成效显著，并率先探索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党组织驾驭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不断增强。
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末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是有其深刻的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背景。1）从国内的情况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面对严重的困难，出路只能是通过改革开放。 2）从国际环境看，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出路也只能是通过改革开放。 邓小平正是在科学分析国内国际发展的大势，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人民愿望的基础上，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 第一，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开放的旧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第二，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但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革命，不是也不允许否定和抛弃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因此，改革开放既是党领导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不能改变，具体制度必须创新。改革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多次指出，历史反复告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第三，改革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探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因此，改革开放的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解决。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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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陪都都是什么命运
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我们的前辈们曾独自创造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发明。这些伟大的发明包括科学技术领域和生产建设的，也包括人文社科领域的。广泛地利用陪都来加强社会管理，就是我们的前辈们的一项伟大的创造。他们赋予了这些陪都各种各样的名称，如：“陪都”“陪京”“别都”“留都”“东都”“南京”“行都”“下都”“圣都”“副都”等等。在多数情况下，中国古代陪都是有名有实者，因为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名实相符”，较少去做名实不符、甚至名实相悖的事情。但世事变迁，人事难料，有实怎会没有虚？虚虚实实，相辅相依，而“实”的部分往往也会有所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国力的盛衰、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陪都的实际意义会与其名称的含义产生较大差距。有实无名型这是一种首都（京师）以外的政治或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它具有陪都意义。但它与其他陪都不同的是，它没有带有“都”（如陪都、留都）、“京”（如陪京、盛京）等字样的陪都名称，是一种有陪都实际意义而无陪都名称的特殊陪都。◆行在“行在”，指天子行之所在。“行在”有两个特点：第一，由于是皇帝所在的地方，所以“行在”实际上是权力中心；第二，尚有一个名义上的或实际上的京师存在。如皇帝逃亡时被占的京师是万万不能改变首都的名义的，因为那样做相当于自己承认国家亡了。所以“行在”虽然是权力中心，也不能冠以京师之名。中国历史上的行在数量巨大，但并不是所有“行在”都可以作为陪都看待。“行在”只能在一定条件下被定义为一种特殊的陪都——行都（并不是所有行都都称为行在）。“行在”转化为行都是有条件的，主要是皇帝居“行在”时间的多少。若只是即走即过，一般不会转化为行都；若皇帝一住数年，或常来常往，则我们可以将其视为行都。这些行都有的由“行在”正式成为有相应名称的陪都；有些则因为某种特殊原因始终不以“京”或“都”称之，虽然作为陪都的事实是存在的，但也只能以“行在”“行在所”称之。这种情况就属于我们所说的有名无实的陪都，历史上著名的有南宋的临安和明朝的北京。◆东魏之霸府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孝武帝元修不堪被高欢玩弄于掌上，出逃关中投奔军阀宇文泰。高欢则挟持部分北魏皇室成员北上，拥立年仅十一岁的北魏孝文帝的曾孙元善见为东魏孝静帝，改元天平，建立东魏王朝，定都邺。高欢仍坐镇晋阳，其子高澄作为高欢的代理人坐镇邺都。时称邺城孝静帝为魏朝，称高氏父子为“霸朝”，晋阳相府为“霸府”。晋阳因是霸府所在，其实际地位远高于邺城，特别是晋阳承担了一定的中央政府的职能，因而具有陪都的内涵，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陪都，形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两京制陪都——实际权力中心型陪都。◆赫连大夏国的南台“十六国”时期，赫连夏国的长安（常安）被称为“南台”，亦是有实无名的陪都。“十六国”时期统治宁夏地区的是赫连夏国，建都于统万（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南下攻占后秦都城长安（常安），即帝位于霸上。《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云“：群臣劝都长安，勃勃曰：‘朕岂不知长安累帝旧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吴僻远，势不能为人之患。东魏与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数百余里，若都长安，北京恐有不守之忧。朕在统万，彼终不敢济河，诸卿适未见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于长安置南台，以璝领大将军、雍州牧、录南台尚书事。”可见赫连勃勃占据长安后，因为惧怕北魏势力西渡黄河夺其根据地，所以舍长安而仍北都统万，仅在长安设置了“南台”。这个“南台”，实际上就是“南都”，具有陪都的性质。《魏书》有“以长安为南都”之句。◆清代的避暑山庄清代的承德避暑山庄也是有实无名的行都，清代皇帝在山庄内“日理万机，未尝少辍，与宫中无异”。在清代文献上承德避暑山庄并没有陪都之名，它的名称包括避暑山庄、承德离宫、热河行宫或行在等，是一种别具少数民族特色的特殊类型的陪都。从康熙初创热河行宫，到避暑山庄全部竣工，这里一跃成为清朝皇帝“省方驻跸”的夏宫和陪都。所以，必须有一套服务于山庄的机构和设施。随即王府、衙署、馆驿、学校、茶楼和酒肆等逐渐增加和健全，陪都气象逐渐形成。但必须指出的是，与历史上多数陪都不同的是，作为一种行都，承德避暑山庄是以宫殿、园林、寺庙建筑为核心的，并没有像其他陪都一样，有合乎规制的城池。这一点即使与同时期的留都盛京相比，也是大为逊色的。这大概也是只称“山庄”的直接原因吧！避暑山庄作为行都大约存在了一百年。期间，清朝皇帝每年有大量时间在此驻跸。特别康乾时期，康乾二帝每年大约有半年时间在避暑山庄度过，他们在此处理军政要务，接见外国使节和少数民族政教首领，进行木兰秋狝等。清前期许多重要的国家大事发生在这里。承德避暑山庄成了北京以外颇具实质意义的陪都。实胜于名型一般来说，陪都的地位应低于首都。否则，它就应该是首都而不是陪都。陪都在某些特殊功能方面（如祭祀、物流等）超过首都是常见的，但其功能、地位整体上超越首都则不常见。但事情总有例外，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也会产生陪都的实际地位甚至名称高于首都的情况。笔者这里所说的实胜于名，就是指虽然只具陪都之名，但实际上的整体功能和地位高于首都的陪都。◆实胜于名之隋东都隋朝实行东西二京制，首都大兴城（长安），陪都洛阳。隋初虽建都长安，但这不是隋文帝杨坚的本意，只不过是他拉拢关陇军事集团、稳固大隋统治的权宜之计罢了。此时中国早已是一个地域广大的大帝国，偏于一隅的长安已不再适合担当首都大任。在文帝看来，立都长安乃权宜之计，倘若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权衡，则以洛阳为帝都似乎更为合适。于是，他一方面经营大兴城作为首都，积极拉拢关东士族；另一方面，加强陪都洛阳的控制与建设，以便在适当的时候迁都于此，大展宏图，并备不时之需。但文帝在位期间，统一国家、兴盛百业、改革政治等诸事缠身，未能较多地顾及洛阳事务，更遑论迁都洛阳，洛阳的地位还不能和首都相提并论。东京洛阳地位的真正凸起，是在炀帝统治时期。杨广称帝后，即发生了其弟杨谅发兵声讨的事件。虽然事情很快平息下来，但炀帝仍然心有不安。隋炀帝认为：军事上，西京“关河悬远，并不赴急”；政治上，西京“关河重阻，无自由达”、“南服遐远，东夏殷大”，而洛阳居天下中，可以照顾全局；经济上，东都“水陆通，贡赋等”，漕运方便，可以解决粮食、物资供应的困难。扭转长安作为统一大国的都城偏处一隅、独力支撑的局面，必须营建东京，以与长安成犄角之势，加强对山东地区（当时的山东特指崤山以东，又称关东、东夏）和南方的控制。这样，统一的中央政权才有了牢固的基础。于是，杨广开始营建东都，并使其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大业元年（605年）的春天，杨广命越国公杨素领营东京太监，于洛阳旧城西十八里处另建新城，称东都。为了修建这座都城，每月征发丁夫两百万人，星夜赶工，十个月就建成了。隋炀帝把旧城的居民和各地的富商大贾，迁到这里居住，他自己也常住洛阳，洛阳便成了政治、经济的中心。由于迄今为止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炀帝时期取消长安首都的地位。因此，洛阳在隋炀帝时期仍然是陪都，但其实际地位和功能远超其名，起到了实际首都的作用。为什么历史上洛阳多次成为地位崇高的陪都呢？而且主要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前者是因为其地理、历史、经济等多方面因素造成；后者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也是政治中心从西向东转换的过渡期，洛阳的实际地位已经逐渐超越长安。但由于种种原因，暂时还未正式成为首都。于是，就成了实际地位超越首都的陪都。◆实胜于名之杨吴陪都金陵五代十国时期的吴（吴王杨行密所建，故又称杨吴）并非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设置了陪都，而是握有实权的徐温、徐知诰父子夺取政权的一种政治手段，使吴的政治中心由广陵（今扬州）逐渐向金陵（今南京）过渡。吴主在金陵建立西京是迫于无奈。早在徐温在世时，徐温、徐知诰父子就开始修建金陵城，为以后篡权做准备。金陵完全在徐氏父子的掌控之中。到了杨隆演继帝位时，徐知诰篡位称帝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仪式，大臣们都赴金陵劝进，所以吴帝为了保自己的身家性命，只好宣布建立西都金陵。在徐知诰正式篡位前，西都金陵作为陪都，其实际权力是高于首都广陵的。有名无实型一般而言，在首都之外的城市被冠以“京”、“都”之类的称号，多为陪都。但也有某些这样的城市，虽有“京”、“都”之类的称号，如南唐的东都、清代的兴京与东京等，但它们并不具备多少陪都的实际功能，所以是有名无实或有名少实型。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一般是该城市曾为都城，具名在先，后来由于某种原因不再作为都城，但不便或没有必要去其“京”、“都”之名，于是就保留下来。清代的兴京与东京，因是本朝早期的都城而被保留“京”名；南唐扬州则因为是前朝都城而被保留“东都”之名。◆清代的兴京与东京清承明制，突出北京与盛京的两京制，盛京为陪都。但实际上，清朝有京城之名的还有“天眷兴京”和东京。赫图阿拉位于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之老城，又名赫图阿喇、黑图阿拉或黑秃阿喇，即平顶小山岗之意，汉语译为“横岗”，为后金开国的第一个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座山城式都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在此始建城堡。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即汗位，国号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定都于此。天命六年（1621年），由于统治范围的扩大，努尔哈赤迁都城至辽、金的东京——辽阳，称东京。天聪八年（1634年），正式尊称赫图阿拉为“天眷兴京”。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兴京和东京被弃用后，保持了原有的京城名称，但它们已不存在实质性的都城功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陪都，有名无实或有名少实。比较而言，兴京略有些实际意义（祭祀及机构的特殊性），为有名少实型；东京则只是徒具京名而已。◆南唐的东都五代十国时期的吴国，以江都（扬州）为国都。在杨行密去世之后，吴的政权就渐渐落入徐知诰手中。吴天祚三年（公元937年），徐知诰正式受吴禅，废黜吴帝杨溥，登上皇位，国号大齐，年号昪元。次年，徐知诰恢复原姓，并改名李昪（徐知诰是徐温养子），改国号为大唐，史称南唐。徐知诰在自己的老巢金陵（今南京市）即皇帝位，以建康为西都，广陵（扬州）为东都。南唐的扬州，其地位已大大下降。将其设为东都只是政权交替之际的一个权宜之计，并无实际意义。则天大圣型有一种陪都，不但实际地位高于具有京师名号的首都，而且也给自己戴上了一个崇高无比的名号，如武则天当政时的神都洛阳。因武则天尊号“则天大圣皇帝”，故笔者称之为“则天大圣型”。洛阳作为陪都，其实际地位第二次超越首都是在唐朝。大业四年（618年）五月，唐高祖李渊在长安接受隋恭帝逊位，建立唐朝。唐因循隋制，仍定都大兴城，但改名为长安城。长安经唐二百多年的营修，成为中外闻名的一代国际大都市。同时，随着国家的日益昌盛，统治重心逐渐东移，沿用隋东都城为陪都，用以辅佐长安城，实行东西平衡型的两京制都城制度，但其重心也曾发生过摇摆与转移。如前所述，隋代时洛阳作为陪都在某些时间里实际地位超越了首都大兴。而到了唐代，洛阳的地位依然尊崇。尽管唐朝曾实行五都制、三都制等多都制，但在所有陪都中洛阳无疑是最重要的，其地位与国都长安相差无几，两京制是唐朝都城制度的主要体制。而且，在唐朝，甚至有时长安与洛阳主客倒置，洛阳在历史上达到了陪都地位的最高峰。唐初期，废东都为洛州，降为洛阳都督府。贞观六年（632年），正式改称洛阳宫，这个是唐开始经营唐东都的第一个阶段。这也是中国古代陪都发展史上一个特殊阶段，非都而宫，只是有行宫，还不是标准的陪都，但已有了一定程度上的陪都含义，其地位和功能并不同于普通的中心城市。唐代洛阳正式成为陪都，并且地位渐渐超越都城长安，是从唐高宗开始的。显庆二年（657年），由于战事频繁，高宗下令把洛州升格为东都。龙朔（661年后）以后，逐渐修缮洛阳宫。并在洛阳增建宿羽、高山、上阳等宫。高宗时，帝与则天皇后往来于长安和洛阳之间，驻跸洛阳的时间累计达十余年。而武则天在洛阳的时间则长达三四十年。唐朝的东都洛阳城新址位于“东去故都十八里”。新址地理形势更为险要、交通更为便利，“北通琢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成为全国的水陆交通中心。新址脱离了洛北邙南的小区城，置身于伊洛河盆地更为广大的空间，使洛阳获得了成为世界大都市的条件。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称制，对洛阳更加苦心经营。永淳元年（682年）居洛后，不复西返。公元684年九月初六，武则天当时已经控制了唐王朝的中央政权，她为了神化自己，也是为了给改朝换代做准备，改元光宅，改东都为“神都”。到成立武周前，洛阳已成为国家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思想中心。这时的神都虽名义上仍是陪都，但实际地位和名号都高于京师长安了，这是中国历史上仅见的陪都名称之尊崇胜于京师者，正所谓“则天大圣”者也。此时习惯上仍称长安为“京师”，但此时所谓的“京师”长安已不是全国政治中枢，实际地位低于神都，仅备临幸而已。洛阳作为陪都其名号、地位皆高于京师的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仅见，属于极特殊的案例。既然极特殊，不符合一般规律，显然也难以长久。于是，东都更名神都两年后，武则天废睿宗，自号“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定都神都洛阳。这时，神都洛阳由名实俱崇的陪都，正式成为了首都。神龙元年（705年），唐中宗李显发动政变，复辟成功，他排除了武则天的政治干扰，把神都又改回为东都，洛阳恢复为正常意义的陪都。
作者司马迁认为改革遭遇悲惨命运的原因是什么
作者认为的原因：商鞅天生就是个残忍少恩的人。 真实原因：改革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而被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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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改变中国命运的事件
引子：五四运动1919年5月3日，那天是星期六。傍晚，北京各所学校照例结束一周的教学，宣布第二天放假。此时，突然传来远在巴黎参加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外交努力失败的消息。北京大学学生连夜开会，决定发起组织请愿示威。第二天中午，北京12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涌到紫禁城前的天安门广场，抗议巴黎和会的结果，同时抗议安福系政府秘密应允日本势力留在胶东半岛的卖国行径。学生们首先发表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讲演，一部分人试图游行到中南海向大总统徐世昌请愿，遭到警察拦阻。游行队伍随后又向东折进东交民巷，向美国公使馆递交陈词，希望素来对中国友善的美国政府主持公道，但吃了闭门羹。另一些人一怒之下又冲到前外交次长曹汝霖在城东赵家楼的府邸，大骂“卖国贼”，并放火烧毁了曹宅。北洋政府动用武力逮捕了许多学生，这非但没有吓到他们，反而激起了北京学生更大的斗志。北京发生的事件很快传遍全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唤醒了所有爱国民众。几天里，全国有200多个地方爆发了空前的学潮。在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主要商业街区商人罢市一周，大约40家工厂的工人罢工，甚至连很少抛头露面的妇女们都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不久后，北洋政府被迫做出让步，被逮捕的全部1100多名学生以胜利者的姿态昂首阔步走出监狱。这便是现代中国无人不知的著名的“五四运动”——一场未经事先谋划的的大规模知识分子运动。它第一次在中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并对现代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五四运动”具有广义和狭义的两个含义，它们之间既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又有显而易见的差别。广义的“五四运动”被用来概括一个时代，亦即以1915年9月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的一场旨在传播“民主”、“科学”等现代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其中还夹杂着“文学革命”等庞杂内容，差不多一直延续到1926-1927年国民党北伐以及国共决裂（《新青年》杂志本身亦停刊于1927年7月）；狭义的“五四运动”便是指以1919年5月4日当天的事件为标志的反帝爱国运动，它孕育了帝国时代的中国从未有过的鲜明的现代民族主义内容。5月4日的学生示威活动是这场后来被统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自此以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由思想文化启蒙变质为现实政治动员，它的内部也出现分裂。相当一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胡适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虽然同情
如何认识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决心之大、变革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有，成就举世瞩目。 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如何理解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性抉择
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自觉地、持续地、全面地展开这样的改革和开放。坚持改革开放这个法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就一定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一,改革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在当代中国,要发展生产力,一方面要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另一方面要进行改革,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社会空间.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一),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中国的改革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原因: 1,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严峻局势,迫使我们必须改革,不得不改革.如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科学技术和教育落后,官僚主义泛滥和家长制作风严重等. 2,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我们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建国以后模仿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不改革就没有出路".1978年,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词中说:"中央指出: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指出:经济领域要改革,政治领域要改革,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都要改革,要进行全面改革.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核心问题,邓小平对全面改革的对象,内容,目标,原则和方法作了深刻的论述,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构想,从而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3,改革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改革的实质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各种具体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概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1,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2)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 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2,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从解放生产力,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这个意义上而言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3,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从改革的深刻性和广泛性而言的. (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根本途径."不改革,不进行体制创新,很多问题的解决就没有出路."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全党同志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观点可自觉性." 所以,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