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末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是有其深刻的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背景。1）从国内的情况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面对严重的困难，出路只能是通过改革开放。 2）从国际环境看，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出路也只能是通过改革开放。 邓小平正是在科学分析国内国际发展的大势，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人民愿望的基础上，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 第一，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开放的旧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第二，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但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革命，不是也不允许否定和抛弃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因此，改革开放既是党领导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不能改变，具体制度必须创新。改革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多次指出，历史反复告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第三，改革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探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因此，改革开放的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解决。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如何理解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1)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具有其深刻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从国内情况来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整个经济情况实际上是处于一个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从国际情况看，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 (2）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3）改革开放是我党在经历了艰苦探索、吸取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之后作出的义无反顾的战略选择。
如何正确认识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正确的抉择常常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抉择。正是这场亘古未有的大改革、大开放，使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绝不是偶然的。 首先它是中国国内发展陷入困境的抉择。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为此进行了20余年的艰辛探索，也取得了不少宝贵经验，但从总体上看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同时，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开始，“左”的指导思想逐步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并愈演愈烈，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党、国家和人民陷入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困境。 其次，是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竞争中陷入困境的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的社会化以及生产要素配置的日益国际化，使得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一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的发展。然而我国在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敌视、经济上封锁、外交上孤立的“冷战”政策，中国与西方国家几乎没有多少联系，更谈不上对西方国家的开放。当时新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向苏联、东欧国家开放，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这种有限的开放之门随之关闭。而这一时期在世界范围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发达国家纷纷进入“福利国家”时代，人均GDP渐次冲过一万美元大关，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加紧向现代化社会转型，这就使本来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陷于愈加被动的危局。 困境是人们反思自我的契机和抉择未来的动力。中国共产党人、中国社会主义、中华民族到底向何处去？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选择是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和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还是通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奋起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曲折中深刻认识到“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并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抉择。正是这个伟大的历史抉择，翻开了中国社会发展新的一页。
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切的讲是几几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切的讲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代表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 1992年南方谈话发布中国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宣布新时期最鲜明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改革进入新的改革时期。2013年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深化改革开放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三十年的历史命运
重建现代诗的起点 要寻找当代诗歌历史变化的某个关键性起点，似乎有若干个标志。最初有人曾以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作为一个开端，后来又逐渐意识到，这个时间的起点应在上世纪60年代。但是1978年或许也是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因为在这一年中，以一份油印诗刊《今天》的问世为标志，以“潜流”形式存在于地下十数年的“新诗潮”浮出了水面。 我们的眼光还可以放得更远一点，从1917年或者1918年前后至今，新诗刚好经历了90年的时间。而由于社会历史和诗歌自身的变化，这90年刚好又显现为三个“30年”：从1918年到1949年是第一个30年，这个时期虽历经动荡和战乱，新诗却沿着自己的道路和意志由雏形到初步成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和经典的诗歌作品，在形式上也达到了相当完备和丰富的程度；第二个30年是从1949年到1978年，这期间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力干预，新诗出现了形式上的封闭和技艺上的偏狭与倒退，除一部分坚持现代性倾向的诗人转入了地下和“潜流”写作之外，主流诗人的写作大都被拘囿于概念化和口号化的藩篱中；第三个30年便是1978年至今，诗歌观念经过持续的调整与对峙，逐步回到现代性的轨道，并且出现了空前的丰富与变异，呈现出形式与路向的开放与多元。 很明显，近30年诗歌似乎“先天”地可以成为一个断代的命题，因为通常意义上30年也可以是一个社会变迁的“拐点”，一个艺术运变和成长的逻辑阶段。不管它是否应和着当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从1978年到现在，确实是当代诗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一个显性的历史时段。 不过关于起点，我们还是要澄清一个容易混淆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历史源头，谁是“新诗潮”出现的标志？是1978年前后的开始浮出水面的“朦胧诗”吗？这是一个问题。事实上朦胧诗只是新诗潮巨大的潜流存在的“冰山一角”——仅仅是冰山一角露出了水面。它的源头要早于1978年十多年。具有独立思想、叛逆气质和陌生化艺术追求的诗歌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1968年食指写出了《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更早先的时候他还写下了《鱼儿三部曲》。1968年前“贵州诗人群”中已有人写出了《独唱》、《野兽》，1969年写出了《火神交响诗》系列中的《火炬之歌》，1968年哑默已经写出了《海鸥》、《鸽子》。1971年，插队白洋淀的19岁的知青岳重（根子）写下了即使在今天也足以称得上惊世骇俗的长诗《三月与末日》，这还不说那时北京等城市中，大量处在地下状态的“文学沙龙”中的诗歌写作者。这些作品单就写作的水准、思想的高度与含量看，都不输于10年后诞生的“朦胧诗”。 这就是我们可以把1978年作为一个起点的理由。尽管我们应该避免把社会政治的变化当作考察文学的根本尺度，但这一次的确很难绕开。事实上，不但政治气候对诗歌的变化起了推动影响作用，反过来诗歌和它所承载的思想诉求，也同样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推动着政治本身。1978年中国政治的变革，同当时的思想界包括文学与诗歌界活跃的状况之间，既是密切关联的，也是互为因果的。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有关诗歌的讨论中，人们将“朦胧诗”的诞生当作新诗潮发端的标志是有依据的，尽管这个认识存在着“历史短视”，但从广为传播、影响和推动人们的观念解放、社会进步这一点上，1978年对于当代诗歌确有不可替代和抹杀的意义。只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需要更加缅怀那些为了这个时刻付出了久远的努力与探求的人们，那些思想与精神的先驱者，他们所推动的诗歌艺术与思想世界中的“改革开放”，比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改革开放”要早10年以上，当人们享受今天的写作自由的时候，应该想到筚路蓝缕的他们，为他们颁发一枚最大的勋章。 很显然，一个“近三十年诗歌”的命题，其实就是一个“当代诗歌的历史变革”的命题。在这一点上，它与“新诗潮”的概念在内涵上是一致的，选择尺度和眼光必须要具有这样一种历史感与价值偏向，必须要成为一个展现当代诗歌的“历史变革成果”的载体。它因此不应该是一个杂烩和折中的选本，一个照顾到各个方面的平衡与“撒胡椒粉”式的选本。 分化与多元之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类似乍暖还寒的早春，政治变革的步伐节奏不断出现令人难以预料的犹豫和变化，在文化上则更有激进力量与保守观念之间的紧张对峙。诗歌在这个时期所置身的环境和所起的作用可谓相当敏感，这是朦胧诗从一开始就处在“风口浪尖”的根本原因。表面上，在关于朦胧诗的讨论中，“崛起论”者并不占上风，1979年到1981年前后的朦胧诗大讨论、1983年末到1984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都是以崛起论者的沉默或“检讨”来结束的。但在广大的青年读者那里，新的诗歌观念与形式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广为传播，成为了价值共识。到1985年，伴随着政治上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原来严重的诗学对峙突然被搁置了，保守的意识形态代言者的权威地位一下子失效，而由朦胧诗所承载的新的诗歌观念，则悄然成为了事实上的胜利者——似乎不战而胜。这是一个戏剧性的结果，看似紧张压抑、曲折惊险的诗歌变革论争就这样轻易地结束了。然而“戏剧”本身尚未结束，历史又展现出它奇怪的逻辑：作为事实上的胜利者，朦胧诗在紧张与压力之下所拥有的光环也同时消失了，它的意义忽然变得单薄和虚浮起来，朦胧诗人原来几乎作为“文化英雄”的公共形象与自我期许也陡然落空了。用那时的批评家朱大可的一个比喻来说，就是“从绞架到秋千”，环境的变化使“绞架上的英雄”变成了“秋千上的游戏者”，它的意义随着这一身份的转换而迅速弥散和消失。 1986年由徐敬亚等人策划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其文化含义与这个时代中国整体的文化状况一样，可谓含混和多义，很难予以清楚的解释。其中当然有作为个体觉醒的先锋精神——有西方20世纪前期的未来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子（如“莽汉主义”、“大学生诗派”等），有刚刚萌生的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反精英主义新市民思想的胚胎（如“他们”），有与这个时期主流文化合谋的、认同新生活之“合法性”的青年亚文化成分（如这时期流行的“生活流诗”），有少量的对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哲学等新思潮的朦胧追比与模拟（如“非非主义”、“新传统主义”等），还有与新的民族主义文化思潮相联系的“寻根”一族（如“整体主义”等）。总之，它们非常敏感地预示了中国从意识形态的一元性社会结构，到结合了市场性因素与大众文化参与的二元性社会结构的转换，这一历史性转折的信息，也使诗歌内部的审美与技术元素得以分化和彰显出来。而原来在与时代保持了紧张关系的格局下，这些内部的问题很难上升到显在层面，这是它的积极意义。但是，在一个公众的自主性文化力量还十分孱弱的时代，这场匆匆忙忙“早产”的诗歌运动，只是承担了一个仪式的作用，并未留下太多有价值的文本。 但是上世纪90年代诗歌的发育却与“第三代”的崛起有关，从这一点上说，他们是属于“先成名、后成长”的幸运的一代。上世纪80年代对主流文化地位的迷恋，对于“参与”社会发展或变革的强烈冲动，在上世纪90年代变成了对公共价值的深度怀疑和对自我价值的深入理解。这时，外部压力的重新出现所导致的逆境性与悲剧性角色，再一次帮助了这些年轻的诗人，促使他们很快建立了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可以说，在没有经历这场转折之前，他们还是一批处在青春期的“长满粉刺”（欧阳江河语）的叛逆者，但此时他们却加速了自己的成熟。其次，“圣殿的沉沦”也使一个久违的“江湖世界”（见周伦佑：《第三代诗人》）浮出了水面，这是当代诗歌乃至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变化。与古代中国社会相似的一个民间江湖世界，正好为失去庙堂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生存的庇护所，古代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个世界中建立了他们的另一套价值系统。而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诗人不但模拟了这一方式，同时也体味到西方式自由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承担起当代性的思考、批判和建构的工作。此外，“专业性”的写作角色，也因为上述身份的确立而得以确认，这大大改变了当代诗人写作的技艺自觉，使得上世纪90年代诗歌在文本建设上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进步。 事实上，为陈东东、欧阳江河和西川等人所说的“知识分子写作”的概念，应该是在上述意义上理解和建立的，而不是指写作者的“职业身份”——是在学院或研究机构里就职，它应该是一种“精神归属”、“批判角色”和“专业能力”的合称。至于修辞是更像“口语”还是更像“书面语”，并不是根本意义上的分歧。分歧只是表明上世纪90年代诗歌写作中风格与形式的多元化。 1999年的“盘峰诗会”，是上述分歧的集中爆发。在这次会议上，京城和外省的诗人关于诗人的角色、与现实文化中心权力的关系（包括与西方文化权力与诗歌观念之间的关系）、语言与修辞的向度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论争。一般认为，这场争论除了观念上的分歧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第三代内部对于“经典化”程度的某种偏向的争执——居于北京的诗人在国际交流中占得了先机，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们经过国际汉学界的介绍“出口转内销”，获得了很大名声，而相比之下外省诗人却似乎所获甚少。但这仍然只是一个现象，现在看来，导演这场纷争的，除了一些具体利益因素之外，宏观上其实是根源于“全球化”这根魔棒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前期中国相对封闭的状态下，诗人与文本的意义是在单一坐标与尺度上建立的，压力远大于利益，所以并不存在重大分歧的可能，甚至1995年前后的“人文精神讨论”，诗歌界也很奇怪地并未卷入，而这已经是一场明显的价值分裂了——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价值转换、其与人文精神之间天然的分离关系，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持守自己的文化角色与价值立场？诗歌界似乎尚未表现出应有的敏感。然而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全球化”的脚步忽然之间变得如此临近，国家在经济领域对这一进程的积极推进，当然也影响到文化领域，诗人同全球化的文化趋势与价值尺度之间的关系，陡然变得复杂起来。是彻底融入西方知识分子的精神趋向，还是偏重于保守中国本土的文化价值，再次变成了一个难以解答和难以判明的问题。 随着这场分歧的出现，代表了更年轻一代审美取向与文化观念的“70后”、“80后”诗人也迅速登上了历史舞台。从上世纪60年代诗人中又分化出了“第三条道路写作”，特别是随着网络新媒体的迅速扩张，诗歌借助网络环境带来的新的伦理与美学情境、借助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的“狂欢”氛围，迅速形成了一个纷繁多样、旗帜林立、中心消解、众声喧闹的局面。一个现实与虚拟双重意义上的“新江湖世界”，重新成为如今诗歌写作的广阔背景和舞台。这样一个变化，如果就其历史的意义来看，不亚于1990年前新诗从旧诗中脱胎的骤变，因为网络传播环境彻底改变了诗歌写作的主客体情境，改变了传播方式，修改了诗人的主体身份与自我想象，改变了写作的伦理与修辞方式，所以原有的许多价值规则都要面临失效和调整。但这种变化绝不是“进化论式”的逻辑，从精神的意义上诗歌所面临的考验和机遇一样多，而从文本的意义上，这场变化的正面意义还远未得到充分证实。 诗歌 让我们收获了什么 30年我们收获了什么？读者会问这样特别直接的问题。这个问题说来也容易，因为我们毕竟收获了很多，但要说清说透，似乎也很难。 我们找回并且确认了“诗歌的精神”——我以为这就是“近三十年诗歌”最大的收获。什么是诗歌的精神？要素当然很多，但最重要的应该是自由的、独立的、人文的和艺术的精神，是诗人以自主的意志对历史、社会、时代和现实以及一切精神领域的直接面对，这当然也是诗歌的基本要义，但是它在很长时间里却因为种种外部原因而被压抑乃至丧失。在上世纪60年代到上世纪70年代，它虽然在少数诗人那里得以存在，但却并没有合法性，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它的合法性的获得也仍然经过了漫长的求索过程。时至今日我们则可以说，诗歌已经获得了这样的权益和能力，它所涉及的范围和深度——从无意识世界、人性本能到人文主义精神，到一切文化传统，到对现实予以把握的各个领域，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性与自由度。诗人靠自己的努力拓展了诗歌的疆界，将精神的触须伸张到了一切应该抵达的领域，这就是诗歌自由精神与意志的实现。对于这一点，没有历史感的人很容易会不以为然，但对于一切未丧失记忆的人来说，对其间所包含的挫折与艰险、成功与欣悦，一定会感慨万千。 诗歌因此也回应了它的时代，这个历程中的文本记录下了它的精神轨迹，也勾勒出了一部当代中国的精神历史：在与30年社会政治改革一样不平凡的风雨历程中，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乍暖还寒里，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灰色记忆中，在市场与物化时代的逼挤与诱惑中，还有在这一环境中的个体沉沦与底层困顿中……当代诗歌的写作者们，历经磨难和曲折，留下了他们真实和足以与这些曲折磨难“相对称”的精神足迹。 再一点是诗歌“经验的宽度”，这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诗歌是否成熟和繁盛的标志。什么是经验的宽度？它是指一个时代的诗人感知世界的精神界面，把握物化世界与主体世界方式的丰富程度，这必须是足够宽阔、足够多元的一个界面，它应该无孔不入、无所不在。换句话说，诗歌应该变形为一切，一切皆有诗歌的可能。很显然，这是诗歌“现代性”特质的一个标志和条件。因为单纯古典意义上的“审美”，在现代诗歌中必须转换为一种“深度经验的表达”，才能支持诗歌本身的意义深度与文学性价值。在这一点上，我以为当代诗歌获得了足够空间。有人叹息如今的诗歌已经“失去了标准”，但不要忘了，它的另一面就是多元的伦理尺度和无限的可能空间。曾几何时，人们把描写个体的心理活动，展现一丝细小的“心灵曲线”（徐敬亚语），都视作是晦涩朦胧和不健康的情调。而今，连本能与无意识世界的微小而敏感的震颤，甚至不那么“高尚”也不那么“健康”的震颤，也可以成为一首好诗或“有意味的诗”的内涵。而今“70后”的很多诗人，几乎都是在无意识和“下意识”活动的层面上建立其诗歌写作的“意义”的。这样的写作，在诗歌中也同样成为支持其审美价值与精神深度的有效途径。还有，曾几何时，“形式”也仅仅是被理解为“古典”或者“民歌”的韵律与语言体式，而今连一种纯粹的修辞冲动、一种对形式的试验意趣，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单独支持并确立一个文本。类似陈东东的《雨中的马》、《现实主义者爱箫》那样的作品，几乎只是一个将具体经验掏空之后的修辞外壳，但它也仍然能够灵敏地接通人的细微的无意识活动，并成为一个生动可感的意义媒介，这就是形式与经验的完美结合——当然这也有赖于高水准读者的理解力作为支撑。 第三是“复杂完备的技艺”。这一点尤难说清楚，但也最明显，如今一个稍微训练有素的写作者，单就其作品的技术含量来看，也要远超过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大名鼎鼎的诗人。这当然不是一个“进化论”的简单命题，但是作为一种技艺，当代的写作者意识到了它的专业性与复杂性，并且能够以“职业写作”的心态，而不仅仅是以“文化英雄”或者其他角色来进入诗歌中去。这个意识自觉源自上世纪90年代，欧阳江河在《’89后国内诗歌写作》一文中对此已有十分明确的阐释。虽然我个人并不认同离开诗人的襟怀气质、生命人格实践，“技艺”会单独具有意义，但在具备了这个前提的情况下，我同样认为技艺是最终决定文本品质的“唯一”要素。这里我不想就具体的技艺要素进行分析，因为如果不是以个体为研究对象的话，这种分析很难展开。而且，我对于许多人都已谈过的“叙事性”、“修辞”或“形式试验”等问题也无须再饶舌，我只是想说，从现代诗所应具备的要素看，如今的诗歌写作可以说是极其多样和完备的，在意义建立、意象、修辞、细节、结构、节奏、色彩、悖谬关系、戏剧元素、跳转或连绵、暗喻或反讽……所有层面及其综合关系上，都可以举出手艺精湛的例证，与当年朦胧诗人靠使用“警言绝句”或“意象中心”来呈现意义的手段相比，如今的诗人可以说是“武装到了牙齿”。 30年中我们收获了什么？我无意在这里为当代诗歌、为整个新诗作什么辩护，但我坚信这些文本有经得起检验之处——无论是就其思想价值、时代意义、其形式的成长而言，还是就感人的程度与精神含量而言。在重大的历史关节之处，在诸多需要留下痕迹的地方，当代诗人没有缺席。相信再过上若干年，人们对这类问题会看得更加清楚些，尽管他们不会是历史上最好的，但一定是认真思考和回应了自己时代的诗人。 危机 在于衰弱的人格力量 当时常听到有人对诗歌表示失望或者悲观的言谈时，我不免要思考其中的原因。作为一个心中装有文本的读者，我当然不同意他们的类似结论，但必须思考这其中的缘由。为什么我们的诗歌取得了如此多“进步”，却反而愈来愈受到质疑甚至贬损？很明显，要么是他们的“趣味陈旧”，不能跟上诗歌的变化节奏，要么是好的诗歌作品未能进入到他们的阅读视野。前者看起来是一个解释的理由，但从根本上说，我们不能“要求”读者跟上诗歌“进步”的节奏——除非你用作品来吸引人，谁也没有权力规定读者的趣味。古典诗歌拥有的读者从来都是心甘情愿的，为什么现代诗就要求读者要“更新观念”或“增加修养”呢？从后者看，也许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经典化的程度”不够。而这其中也有两个原因，要么是作品本身通向经典的条件不具备，要么是专业介绍、批评家的工作做得不够，但这些其实也微乎其微。因为对于许多爱诗的人来说，他们并不存在“拒绝阅读”的问题，但他们为什么也对诗歌表示了不满？ 真正的原因，在我看来是“诗人出了问题”。尽管技艺与文本成长日益复杂了，但诗人的人格精神、人格力量却日渐萎缩了。这是使得诗歌在读者心目中、在社会公共形象中不升反降的根本缘由。很简单，在所有文类中，只有诗歌是最为特殊的。它要求诗人的人格力量与诗歌的文本力量必须通过互相见证而统一起来——就像屈原、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曹雪芹一样，他们的人生与诗歌写作是互相见证和互相完成的，他们的人生实践、人格力量本身就是一部史诗传奇，而他们的诗歌本身又记录着他们非凡或不朽的生命历程。他们是用非凡的或感人的、令人景仰的或让人悲悯的生命，谱写了不朽的诗篇，他们不但是杰出的诗人，也是人格的楷模……而这样的诗歌魅力、质地与境界，必然是用人格力量建立起来的，读者自然无法拒绝。而当代的诗歌之所以被各种舆论贬损质疑，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格与写作的分离，他们的职业化或专业化的写作已达到了很高的境地，但“写作者主体”却并未得到有效的建立。 这个问题几乎是致命的，它的复杂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的。但是我必须要说的一点是，一个民族的成长，一个文化的确立，同它的诗歌形象的确立是一样的，伟大人格与精神形象的诞生既是结果，又是标志，还是先决前提。当代诗歌文本的成长与诗人人格的成长之间，显然是一个不对称的甚至是相悖的关系。当然我们也曾出现了海子这样用生命承担诗歌的诗人，出现了食指这样用诗歌见证命运的诗人，但总体上他们要支撑起当代诗歌的巨大体积和气脉，还是显得过于势单力孤了。而像顾城这样的悲剧诗人，甚至损毁了朦胧诗人曾经在人们心目中树立的抗争与承担的道德形象，使诗人蒙羞为罪犯的同义语。上世纪90年代的新一代诗人似乎曾经有过不错的机遇，但环境压力的迅速瓦解，也瓦解了他们本来就并不强健的人格形象。我们最终并没有诞生出俄罗斯和苏联时代那样的文本杰出又无愧民族精神化身的诗人。随着市场时代物化力量的介入，传统意义上的人格建立则更成为了被谐谑和嘲笑的对象。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技艺与文本变得愈来愈膨胀而精神力量与精神形象却越来越孱弱的真正原因。这是我们都应该思考和警觉的。某种意义上，它也呈现了一个民族整体的精神与文化危机，这是在今天回顾30年诗歌最应深思的问题。
什么是决定党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如何认识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论文
你的如何认识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论文准备往什么方向写，选题老师审核通过了没，有没有列个大纲让老师看一下写作方向？ 老师有没有和你说论文往哪个方向写比较好？写论文之前，一定要写个大纲，这样老师，好确定了框架，避免以后论文修改过程中出现大改的情况！！ 学校的格式要求、写作规范要注意，否则很可能发回来重新改，你要还有什么不明白或不懂可以问我，希望你能够顺利毕业，迈向新的人生。 1，论文应该是单一主题还是面面俱到？ 大学生碰到的第一个诱惑是想在论文里写很多东西。比如有个学生对文学感兴趣，他第一个念头就是给论文起一个《今日文学》这样的标题。如果迫不得已要缩小范围，他会选择《从战后到70年代的西班牙文学》。 这类论文是非常危险的。这种题目会让即使是成熟得多的研究者们也直挠头的。对一个20多岁的大学生来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它要么会变成各种名字和主流观点的简单罗列，要么对原始材料的引用会有失偏颇（这常常是由于省略了不该省略的东西引起的）。1961年，当代作家冈萨罗·托兰特·巴雷斯特写了一本《当代西班牙文学面面观》（瓜德拉玛版），然而，如果这是一篇博士论文的话，人们是一定会把它毙了的，虽然它厚达几百页。它被指责出于疏忽或者无知而没有提到一些被认为非常重要的人物的名字，或者他有时会花一整个章节来写一些“不怎么样”的作家，而对于一些被认为是“重要人物”的则只给了寥寥数笔。当然，我们知道该作者的历史学识以及批评能力都是得到认可的，所以这些遗漏或者比例失调都是有意为之，对某个人物避而不谈比为他洋洋洒洒地写上一整页更能够说明问题。不过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二十二岁的大学生身上，谁又能保证他的沉默背后不是别有用心呢？或者他的避而不谈是因为会在其他地方花上几页纸来讨论这个问题？或者这个作者到底知不知道应该怎样写啊？ 写这种论文的学生常常会向评审委员会的成员抱怨说他们没看懂自己的意思，但是那些成员实际上“无法”看懂他的意思，所以一篇面面俱到的论文常常被看作是傲慢的表现。并不是说（论文中所体现的）学术上的傲慢就一定要被否定掉，我们甚至可以说但丁是个糟糕的诗人，但必须至少先写个300页，对但丁的文本进行深入的分析之后才能说。而这些在一片面面俱到的论文中是看不到的。正因为这样，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与其写什么《从战后到70年代的西班牙文学》，还不如选一个更切实际的低调一点的题目。 我可以很直接地告诉你什么才是好题目，它并不是《阿尔代科阿的小说》，而是《“天堂鸟”的两种不同版本》。听上去是不是有点无趣？可能吧，不过那会是更加有趣的挑战。 只要好好想一想你就会看到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如何讨巧的问题。如果写一篇关于四十年的文学的面面俱到的论文，学生将会面对各种可能的反对声音。如果有个提案人或者评审委员会的成员正好想要标榜自己知道某个不太知名的作家，如果那个学生正好又没有把那个作家包括在论文内，他将如何面对前者的发难呢？只要每个评审委员会的成员在看目录时都发现了三个没有被提到的人，那个学生就将在一顿猛烈的轰炸中变得脸色惨白，他的论文顿时好像变成了屁话连篇。相反的，如果学生认真地选择一个范围很小的题目，他就只需要牢牢把握住一份评审委员会大多数成员都不知道的材料就可以了。我并不是在兜售什么下三滥的伎俩，这的确是一种伎俩，但并不低俗，而且它很管用。只要学位申请人以“专家”的面目出现在不如他专业的公众面前，而且看得出为了成为专家他是花了一番心血的，这样占一点便宜是无可厚非的。 在这两种极端之间（也就是写四十年文学史的面面俱到的论文以及两种文本之间区别这样严格的单一主题论文）存在着许多中间形式。比如我们可以写《四十年代先锋派文学家的经历》或者《胡安·贝内特和桑切斯·菲尔罗西奥对地理的文学处理》，甚至《卡洛斯·埃德蒙多·德·奥利，埃杜瓦多·奇恰罗以及格罗里亚·富埃尔特斯：三位后岛屿诗人的异同》。 我们来看一下一本小册子上的一段话，虽然那是科学领域的，但它所给出的建议适用于所有学科： 比如说，《地质学》这个题目就太宽泛了。《火山学》是地质学的一个分支，但是也太大了。《墨西哥的火山》是个不错的着手点，但是同样不够深入。我们把范围在缩小一点就有可能引出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了：《波波卡莱佩伊尔火山的历史》（科尔特斯的征服者中的某人可能在1591年登上过那里，直到1702年它都没有猛烈喷发过）。一个范围更小，所涉及年份更少的题目是《帕里库丁火山的诞生和死亡》（它的生命仅仅从1943年2月20日延续到了到1952年3月4日）。 好吧，我还是推荐最后一个题目。因为到了这个地步，只要申请人能够对那座不幸的火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可以了。 很久以前，有个学生跑来跟我说他要写一篇题为《当代思想中的符号》的论文。这样的论文是不可能的。连我也不知道“符号”到底指的是什么，实际上这个词在不同的作者那里具有不同的意思，有时，两个作者会用它来表达意思完全相反的两件东西。我们只要考虑一下形式逻辑学家或者数学家所理解的“符号”，它们是没有意义的，在计算公式中占据特定位置，具有特定功能的东西（比如代数公式中的a,b,x,y神马的）,而其他一些作者则可能把它们看做充满了模棱两可含义的东西，比如梦中出现的那些图像，它们可能指一棵树，或者性器官，或者想要长大的愿望等等。所以，我们怎么能把这个作为论文的题目呢？我们必须分析当代文化中所有关于符号的理论，列出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在它们的不同点里寻找所有作者和理论共有的基本的单一概念，看一下这些不同在不同理论中是否是不相容的。没有当代的哲学家，语言学家或者心理分析学家能够令人满意地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即使他早慧也只不过接受了最多六七年的成年人的教育，他又怎么能够完成这样的研究呢？最多又是一个像托兰特·巴雷斯那样有失偏颇的东西了。或者他会提出自己的关于符号的理论，而把前人所说的东西晾在一边，下一节我们还要再来说说这种做法值得商榷的地方。我和这个学生交谈了一会儿，我建议他可以写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符号，他需要忘记其他各种观点，专心考虑上面的两个作者。可惜这个学生不懂德语（关于语言的问题我们会在第五节谈到）。最后我们决定将题目定为《皮尔士，弗莱和荣格的符号概念》，论文将讨论这三位分别是哲学家，评论家和心理分析家的不同作者那里的三个用同一个词表示的不同概念。由于他们用了同一个词结果造成了混乱，常常有人把其中一位的概念安到另一个人身上。在文章的最后，作为假设的结论，这个学生试图在这些同名异义的概念间寻找平衡，找出它们的相似点。他还提到了一些自己所知道的其他作者，但表示因为论文篇幅所限就无法对他们更多展开了。这样，虽然他的论文只提到了作者X,Y,Z，但没有人能够指责他没有考虑作者K。也没有人能指摘他对引述的那些其他作者不够详细，因为那是在论文的结尾处顺带说一下的，而论文的主体是讨论题目中所出现的那三位作者。 现在我们看到了论文不必非要恪守单一主题，一篇面面俱到的论文也可以变得中规中矩，让所有人都接受。 需要指出的是，“单一”这个词的意思比我们在这里所用的要多得多。一篇单一论文只涉及一个主题，与“XXX的历史”或者一本手册或者一本百科全书完全相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世纪作家的“颠倒的世界”这个主题》应该也是一个单一主题。它涉及许多作家，但全都是围绕一个具体的主题（从他们想象的假设到所举的例子，悖论和寓言，比如在天上飞的鱼，在水里游的鸟神马的）。看上去这是一个理想的单一主题。但事实上，为了写这样一篇论文，我们需要讨论所有与这个主题有关的作者，特别是那些没有得到公认的不知名作者。所以这个题目还是要被归在“具有单一主题的面面俱到式论文”中，它是很难写的，需要准备无数的材料。如果有人一定要写的话，我建议把题目改成《卡洛林王朝时期的诗人的“颠倒的世界”这个主题》，范围一缩小，我们就知道该到哪儿不该到哪儿去寻找材料了。 当然，面面俱到的论文写起来更加有劲，毕竟花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研究一位作家显得很无聊。但是我们要明白，写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单一主题的论文并不意味着在视角上不能做到面面俱到。写一篇关于阿尔德科阿的小说的论文需要我们深入了解西班牙的现实主义，我们还需要读桑切斯·菲尔罗西奥或者加西亚·奥尔特拉诺，需要研究阿尔德科阿度过的美洲小说以及古典文学。只有把作者放到全景当中我们才能理解和诠释他。但是把全景用作背景和绘出一幅全景的图画是两回事。前者只是以一片田野和一条河流作为背景画了一幅骑士的肖像，后者则要画许多田野，山谷和河流。我们必须要改变技法，或者用摄影的术语来说，改变焦距。从单一作者的角度出发拍摄的全景是有点失焦的，不完整的和劣质的。 最后我们要记住下面这个基本结论：范围越小，干起活来就越是省心和安心。单一主题由于面面俱到，论文看起来最好像是随笔，而不是历史或者百科全书。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从其性质上说，改革是
C 试题分析：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主要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故A项表述错误，不能入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故B项表述错误，不能入选；D项表述正确但与题目“从其性质上说”这一要求不相符合，故不能入选。因此，答案是C项。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自觉地、持续地、全面地展开这样的改革和开放。坚持改革开放这个法宝，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就一定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近30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发展趋势和历史意义作了高度概括和精辟总结。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建立人民共和国以来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创举，是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最鲜明特点。它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对亚洲和世界的未来也产生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改革开放是我党在经历了艰苦探索、吸取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之后作出的义无返顾的战略选择。上个世纪70年代末十年浩劫之后，我们党和国家处于十字路口：要么按照“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走下去，在僵化的体制内束缚任何创新和探索。其结果是使社会主义难以获得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使人民难以摆脱匮乏的物质文化生活，使国家难以追赶世界上领先的发达国家。要么是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破对本本教条的迷信和崇拜，突破体制和观念的重围，“杀出一条血路”，其结果是摸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使中国人民得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摆脱封闭，走向开放；摆脱愚昧，走向文明；摆脱落后，走向进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极其清醒地认识到，不搞改革开放，不发展社会主义，任何别的道路都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毅然地选择了后者。由此而来的中国巨变已经被世界所公认，为历史所记载。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有三个主要动力：一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动力；二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动力；三是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强大动力。这三个动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实现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国人民的富强文明民主和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了这三个动力，有了这个目标，中国的改革开放就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确。改革开放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带来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新的探索和完善，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的有力提升。这样的突破、跨越、探索、完善、提升，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来竭力完成。 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自觉地、持续地、全面地展开这样的改革和开放。有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为只要按照西方模式、实行“休克疗法”，就可以从西方乞求得到足够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认可，结果却是国家倒退几十年、人民蒙受巨大灾难。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抱住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不放，拒绝改革开放，距离世界发展潮流越来越远，结果同样是国力贫困、人民生活艰难。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没有走“全盘西化”的歪路，也没有走自我封闭拒绝变革的绝路，使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中国大地上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西方某些战略预言家的“历史终结论”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终结了，历史在这里开始了新的起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十个结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就是在于我们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全球化发展规律和执政党变化规律的深刻把握和认识。这种规律性认识既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自于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更来自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本身。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即“十个结合”：“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这“十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性认识，也解答了国内外不同人群对中国改革开放成败是非的困惑和误解。这“十个结合”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在于一系列的平衡协调：如整体稳定和重点突破，渐进量变和激进突变，内部改革和外部开放，坚持原则和灵活应变，近期需要和长期战略，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自下而上的创新和自上而下的协调等等。这“十个结合”也说明：改革开放作为一场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一定的条件下，改革开放需要有所取有所舍，有所为有所不为。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可逆转，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新世纪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和战略目标基于两个根本前提。一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这两个“没有变”又寓于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之中，表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新特征。这是我党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因此，改革开放的总方向和总目标没有变，而改革开放的具体任务和重点目标将有所深入有所创新。 根据十七大报告的部署，新世纪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必然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相结合，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相结合，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相结合。要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要深化文化、教育、科技体制改革，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人民凝聚人民。要促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基本卫生制度，健全社会基层管理体制。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要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简言之，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迎接新挑战，破解新难题，跨越新障碍，夺取新胜利。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近30年来的历史进程和5年来的新经验都证明了：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我们坚信，坚持改革开放是人民和历史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坚持改革开放这个法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就一定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为什么说全面深化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招。 (1)发生在关键时间节点。“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经济濒临崩溃，改革开放关键招发生在这 - 重要时间节点，彻底把中国从不改革就要爆发危机的危险推向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使得国内国外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2)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是党的领导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我们党可以无私无畏，勇于做、能够做其他政治力量不能做、不想做的事。这也是我们党在遭遇挫折时，可以迅速纠错，扭转时局，化险为夷，开创新局面的原因。二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局部到整体，人民群众始终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者、推动者、参与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突破新事物新成就，都凝结着人民群众的智慧和汗水。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我们党的命脉。三是决定了命运。习近平总书记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没有今天哪有明天。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改革开放让他受饥饿的人民得到了温饱，让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