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兔的子孙多吗
墓穴风水会影响子孙吗
墓地风水对后人的影响有哪些 人死了他的气场却不会消失，依然充满在一定的空间，仍在无声无息地影响着活着亲人。从广义上讲，越是血缘关系亲近的人，这种影响越大，这是因为祖先与后人的遗传基因十分的相近，有极大的共性，所以很容易从气场上影响到子孙。 人是有灵性的，对一个活着的人来说，他的气场会游移不定，气随身走，场从意愿。人死以后生命终止，对气场就再也不能左右了，这气场也就变成了物场。物场是静止的气场，也就是死气。然而日月星辰宇宙万物却是生息不止的，所谓的墓葬风水就是选择一个生息不止的气场所在，让死气变成生气。 晋代大风水家郭璞在《葬书》中曰：“气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乘生气的理论，是风水的中心主题。生气，指流走于土中，具有致福生旺人的一种能量。生气能够调和阴阳、生发万物，住宅得之，生人则平安多福;墓穴接之，墓主子孙则兴旺富贵。风水学归根结底在于叫人识别运用生气为人类造福。《葬书》曰：“夫阴阳之气噫为风，升为云，斗为雷，降为雨，行平地中而为生气”。生气是阴阳二气轮回周期中的一个环节，阴阳之气运行不息，不断变换成风、云、雷、雨及生气等表象。“五行之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当生气露出地面，升入空中，就变为风，风被吹散荡尽，因而无法利用，故为了将生气聚止于某地，有必要防止生气荡散。只有环绕吉地的层层山峦才能遮挡住风，只有缓缓的流水和湖泊等才能聚集生气。这就是吉地之所以通常是为群山所环抱、流水环绕、主流支流交汇处的河漫滩及阶地并且人们在其上选址建城、建村、建宅的原因。 墓地风水之说实际上就是取势，所谓势是指日月星辰、天地山川、积凸积水、林蔬木石等所构成的气场组合。日月星辰是大势，总纲方位朝向。天地山川构成中势，承接天地乾坤。近山近水构成小势，导入亡灵气场，如此周始循环，让死气化为生气，方可荫及子孙。风水师往往以罗盘勘向，意即取大势，然则星斗转移，气场也会因时而变，故依据入墓时辰不同应有所变化。 墓地选址之要在利于聚气。人死后气失其本，风吹易散，故首忌风漏之地。由此，凡环抱之势皆利于聚气。 墓地风水讲究大自然的格局配合，讲究乘龙之气，以龙行气脉的聚集点为穴，配得全局之势，朝案以及山水之护栏而得天地之灵气。所谓乘龙之气就是生气，因为龙为灵动之物，意即生气。龙山向水之配合绝妙，合天时，合地运，合山水而方能做出荫子之阴宅。 墓地的气有风吹就散失，遇上界水就止步。古代人聚集气使它不散失，用界水限制它不再运行，所以把它叫做风水。风水的法则，得水最好，能藏风是第二个要求。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即使是盛大的气运行还有它的余气止息，虽然零散但深气也有聚集的地方。经书说：水流在土外，叫外气。外气横行成为界水，土内的生气自然止聚，说的正是这个意思。经书又说：浅深得乘，风水自成。士为生气之母，有土才有气。气是水之母，有气才有水。所以藏在干涸燥热的地方的气要浅，藏在平坦地带的气要深。 《葬经曰》“金玉非宝,石棺非坚.若求厚葬,择地为先”，一个人命运的好坏有三大因素;第一;祖坟风水;第二：阳宅风水;第三：人的生辰八字，祖坟和住宅得地利,就会心想事成、没有地利就会事与愿违，阴宅荫益，子孙后代。 墓地的选择：看山先看水，有山无水休葬地，山管人丁水管财。水是龙之血脉，砂水交汇，阴阳交合，水是非常重要的。 出水口：出水口最好是弯环屈曲迂回深聚，要有罗星，游鱼，北辰，华表，捍门，龟蛇，狮象等兽星，关拦重叠守护水最吉。 水法有很多，有三合水法，九星水法，十二支水法，有离干艮兑卦水则吉，坎坤震巽卦见水则凶的过路阴阳水法等等.这就说明穴位放水的重要性，龙真穴正居水处才是富贵地。 风水一说都是依从聚气的原则去展开的，很多风水师都是依据前人的教授的法则去记，无法领会其精髓。比如左青龙右白虎之类谁都会挂在嘴上说，至于真的是与不是。全凭风水师的一张嘴。有的人说某处环境好、风景好就认为风水也好，适合入葬。其实有的地方风景好是满足了活人的意愿，作为阴宅就未必合适。 大家都知道地势影响了风水，有山有水当然最好，无山又无水也不能说就没有好的风水。墓地不一定要选在高山上，也不是越高大的山风水越好。高山大河的存在它本身不一定就是好风水，也许真正的好风水是在它的百里之外处!
什么动物交配多子孙多
这应该选择孔雀鱼比较合适，孔雀鱼，也叫百万鱼
哪个属相以后子孙多
想找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
满族佟姓是那个旗他们的子孙怎么称呼
怎么好听就怎么称呼。顺便说一下，满族的佟姓并不出名，在清朝佟姓显赫的是汉族佟姓，汉族佟氏家族中著名人物有清初的佟养性、佟养真、佟图赖、佟国维、佟国纲、隆科多等人。而且这个家族在清代经常与皇室通婚，地位显赫。康熙帝的生母孝康章皇后、康熙帝的孝懿仁皇后，悫惠皇贵妃、道光帝的孝慎成皇后都是出自这个家族。在皇后数量上仅次于满族的钮祜禄氏。
梅花诗：黄帝子孙·指什么生肖
龙吗，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啊
炎黄子孙千千万指什么生肖
十二生肖。炎黄子孙是大地上的一切。所以炎黄子孙是十二生肖
子孙满堂是指哪个生肖
龙…因为不是说，我们都是龙的传人，龙的子孙，所以，觉得是龙，
缺妻财子孙是什么意思
有好有坏，你的情运（能娶回家的那种）极低，也可能有但不会久，你自身可能没有花钱的命，但却有很多的钱，财富全给了子孙，所以你的子孙财运很好
为什么祖先可以庇佑子孙后代？
而有的人家整个家族都出人才特别兴旺，别人很多人都会说，这家的祖坟风水好，所以才保佑子孙后代都兴旺发达了。这里的风水之说，指的是阴宅风水，其实际重要程度及我们大家对风水的重视都远远超过了阳宅。只因为阳宅影响的是一代人，而阴宅风水影响的却是孙后代，极度重要。为什么好的祖坟可以庇佑子孙后代呢？据说，祖先的尸骨葬到了好的龙穴，也就是俗称的龙脉，就可以接受一种金黄色的温润气息滋润，这种气跟祖先尸骨的遗传因子交合之后，就会发出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会根据DNA的遗传因素把其像密码一样传给包含有其本身遗传因子的子孙后代。所以说，坟墓好，信息就好，子孙后代就会得到荫庇；坟墓不好，信息也不好，子孙后代就会有灾难，不管你在天涯海角都会受影响。这是一生一世都逃不了的影响。它与阳宅不同，再好的阳宅，只要你不在那里住，就得不到荫庇，反之，再不好的房子，你都可以通过搬家来一了百了。从而避免了灾难的影响。如风水这俩字所说，好风好水才是好风水，然后才有好运程。正常看阴宅风水，大的格局某些方面与阳宅有相通之处，好的风水都要有背有靠山，并且这背后靠山一般要高大壮观（没有实山者丘陵土堆等高地亦可算山），前面明堂开阔，二边有林木葱旺之山环拥称为青龙白虎，就如一个人坐在一把舒舒服服有扶手的靠椅上一般，而前面的坐口处不远处宜有一小而秀丽的山，此山叫案山，就像是摆在椅子面前的一把案几一样，再遥遥的远处，有朝山，取此山向己遥遥跪拜之意，旁边再绕过一条明澈的小溪水，眉目有情，那是最好的。这种格局，乃是最好的格局。既能坐的稳，又迎接远山之朝拜，有富贵之像，再迎接昭阳沐浴，月光滋润，享日月之精华，如此自然可以充满灵气。具体地形图可见下图（上北下南）。至于不好的风水，以下几个方面是一定要避免的：1. 避免前面离水太近，尤其是忌对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此穴不聚气，亦会使后世子孙不出，渐至人丁凋零。2. 忌背后离马路不远，影响祖先安宁，后世口舌争执是非不断。忌对尖物冲煞，以免气息受损，忌旁边有死水沟渠（小溪水除外），忌过大之树遮荫不见天日，忌大石压坟，更忌旁边动土。3. 这是最重要的一条，一定要土质好。有污染的土地不宜使用，松动的土地不能用，太硬的离地下水近的等都不能用。风水宝地的作用是如此之大。所以，有史以来，上有帝王将相，下有黎民百姓，人人都想得到富贵荣华。很多人为了要达到目的，要给子孙后代创造幸福，无不千方百计地请风水先生寻
朱元璋为了巩固其子孙后代地统治大力诛杀功臣的恶果
1、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朱棣造反时建文无大将可用，导致建文的失败，朱棣的成功 2、汉书》中有一段从韩信嘴里说出来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说的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大杀功臣的事，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尽管刘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还是遭致后人无穷的非议。如果把他与朱元璋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刘邦不过是在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势下的一场武装反击，朱元璋则是在并无反叛迹象时精心策划一场又一场大屠杀，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概加上“胡党”、“蓝党”的帽子。 所谓胡蓝党案，即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本质就是明朝开国皇 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开杀戒，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开国皇帝杀功臣，一向是敏感话题。 首先触及这一话题的是吴晗，1934年他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胡惟庸党案考》，广泛收集史料，进行严密细致的考证，把已经变得扑朔迷离的胡惟庸党案的真相揭示出来。他说：胡惟庸党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即使明朝人也未必深知，这原因大概是由于胡党事起时，法令严峻，著述家多不敢记载此事。时过境迁以后，实在情形已被湮没，后来史家只能专凭《实录》，所以大体均属相同。他在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胡惟庸党案的要害：“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自己并肩起事的一班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然而几十年后他修订出版的《朱元璋传》，却见不到如此锋芒毕露的分析了，只是在书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回避了这个尖锐而又敏感的话题。当然他也有他的难处，生怕引起新朝当权者的猜忌。但是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读明史首先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历史学家，不存在甚么该讲甚么该回避的历史现象，秉笔直书历来是史家的基本史德。 直白的说，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是朝廷高层权力较量的必然结局。由于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开国元勋的特殊贡献与特殊地位，势必形成相权与将权分割皇权的现象，这对于朱元璋这个权势欲极强，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无法容忍的。此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权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将们以为开国有功，趾高气扬，飞扬跋扈，如果不加以制服，那么他的子孙继位之后，局面将会不可收拾。这样，矛盾激化了。朱元璋抓住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然后蔓延株连，把那些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以及那些并不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处死，形成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页。 当然，开国元勋并非没有问题，不少人居功自傲，肆无忌惮，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洪武六年，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犯法，凌暴乡里，地方官奈何不得，十分不满，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凡是公侯家人倚势凌人，侵夺田产财物，私托门下影投差徭者，处以斩刑。这种做法似乎和战国时代的“铸刑鼎”有点类似。法律条文要用铁榜这种古老的形式来公布，一方面说明那些被封为公侯的开国元勋们依仗功劳权势而违法乱纪，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说明主张“治乱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们过于放肆。在这个禁令中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要毫不留情地予除的信号。 朱元璋成为开国皇帝后，昔日的谋士二李善长出任左丞相，猛将徐达出任右丞相，徐达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操于李善长之手。 李善长是在朱元璋攻略滁阳后，接纳下来的谋士，在帅府决断进退赏罚章程。朱元璋称吴王时，他出任右相国，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洪武元年顺理成章地担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当他的儿子被皇帝招为驸马后，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朱元璋对于淮西集团权力过于膨胀，从而威胁到他的皇权，是有所提防的。他有意撤换李善长，为此向刘基请教合适人选。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以元末进士出任地方官。朱元璋打到浙东后，礼聘他为谋士。足智多谋的刘基向他的主公提出削平群雄的谋略——先图陈友谅，后取张士诚，再北伐中原，帮助朱元璋成帝业，其功劳并不逊色于李善长。由于他不是淮西集团中人，开国后大封功臣时，只封为诚意伯，岁禄240石，与李善长封为韩国公，岁禄4000石，相去甚远。而且他只不过是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副长官)，并无多大实权。 朱元璋对刘基颇为信任，为了撤换李善长，另择丞相人选，而征求他的意贝，君臣之间有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话： 刘基虽然受到李善长的排挤，仍然出于公心劝导主公不要撤换李善长：“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 朱元璋说：“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 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难以在朝廷施展手脚，坚决辞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并不因为与杨宪有私交而说昧心话：“(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杨)宪则不然。”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偏浅殆甚于(杨)宪。”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在刘基看来，胡惟庸最为糟糕，好比一匹劣马，叫它驾车，必然会翻车坏事。 朱元璋见以上人选都不合适，再次邀请刘基出任丞相：“吾之相，诚无逾先生。” 刘基再次推辞：“臣疾恶太甚， 又不耐繁剧，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 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选择了胡惟庸——一个远不如李善长善于出谋划策，却精于拍马奉承玩弄权术的小人。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同乡(都是定远人)，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洪武三年，因李善长的提携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代汪广洋为中书省左丞。以后又拜右丞相，继而为左丞相。由于他逢迎有术，深得朱元璋宠信，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正如《明史》所说：“帝以(胡)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活脱脱一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嘴脸。大将军徐达得悉他的奸猜行径，深恶痛绝，把他的劣迹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后，引诱徐达府上的门房，企图加害徐达，虽然未能得逞，此人心计毒辣的小人心态却暴露无遗。他自恃与李善长关系非同一般(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为妻，结成姻亲)；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 刘基鉴于在朝廷难以立足，于洪武四年告老回乡，怕遭致政治灾祸，索性隐居山中，不再与闻政汉，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口不言功。他想逃避现实，但政治斗争的漩涡仍然把他卷了进去。胡惟庸获悉刘基曾在皇帝面前说他无能，怀恨在心。当时胡惟庸以左丞掌中书省事，指使亲信官员攻击刘基，无中生有地诽谤刘基用有“王气”的十地营造自己的坟墓，图谋不轨，刺激朱元璋的猜忌心理。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刘基被剥夺了官禄。刘基惧怕带来更大的祸水，赶赴南京当面向皇帝请罪，并且留京不归，以明心迹。不久胡惟庸当上了左丞相，刘基大为悲戚：“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从此忧愤成病，没有多长时间就死去了。关于刘基的死因，后来胡惟庸案发，有人告发说，刘基是胡惟庸毒死的。 对于刘基的死，孟森十分感慨地说：刘基的归隐，实为惧祸，激流勇退。(朱)元璋视其为张良，因而他俩之间知无不言，言听计从。刘基每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朱)元璋每恭己以听，呼为老先生。然而激流勇退尚且不免于祸。 朱元璋后来与刘基的儿子谈起此事，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胡党”身上。他说：“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蛊了。”那意思是说刘基是被“胡党”毒死的。他还说：“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朱元璋公开对外也是这样说：“后来胡家结党，(刘基)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刘基)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朝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涨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瘪瘪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了。”一口咬定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但是据吴晗考证：“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如果吴晗的考证正确，那么刘基的死，就更具有悲剧色彩。朱元璋对亲信存有二心，连视为张良的刘基也不放过，却轻信胡惟庸，听任他胡作非为，又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凭他的权力威望，“胡家结党”他真的“说不倒”吗?后来终于对胡惟庸下手，其实也是对亲信存有二心的逻辑发展。 胡惟庸的专断独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不甚明显。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使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绰绰有余，要以它来罗织一个“胡党”，株连一大批功臣宿将，却未免牵强附会。 为了把罪网罗织得更大，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胡惟庸死后，他的罪状逐步升级，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置那些“胡党”于死地。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由此着手制造罪状最具杀伤力，于是乎胡惟庸死后罪状升级为“通倭通虏”，用它来株连开国元勋。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大批功臣完全是无辜的。胡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的，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 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谋反”。朱元璋唆使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看得出来，朱元璋要借此除掉李善长，他冠冕堂皇地说：“(李)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这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及其一门七十余人被杀，纯属冤案一桩。一年以后，解缙上疏为其申冤，他起草的《论韩国公冤事状》，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大意是：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是第一勋臣，假使帮胡惟庸成事，也不过如此，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朱元璋看了以后，无话可说，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株连蔓延达数年之久。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浙东四先生”也未能幸免，叶 以“胡党”被杀，宋濂的孙子宋慎也牵连被杀，宋濂本人则贬死于四川茅州。 后世史家对胡惟庸党案颇持怀疑态度。王世贞就对胡惟庸“谋反”之说表示难以相信： 谈迁说得更加明确：“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可谓一语道破。 蓝王党案也是如此。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战功显赫。洪武二十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皇恩浩荡之下，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将权与皇权的冲突。于是 除的网罗正在悄悄逼近。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装模作样审讯的结果，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逆臣录》，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从保留下来的《逆臣录》可以一眼看出， 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陈四益《罗织的证据》一文对此嘲讽道：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承，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 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网户。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说是因为出征回家，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当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蓝玉如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哪里有见人就说的道理?何况还是些无足轻重的打鱼网户和染匠。仅此一点，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怀疑。《逆臣录》是如此这般炮制出来的，目前已经散佚的《昭示奸党录》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无关，但是他也没有幸免。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洪武三年就申请告老还乡，还是顾虑 与儿子朱同难保平安无事，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 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儿子朱同却并未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令人唏嘘不已! 开国功臣惨遭大屠杀后，朱元璋才说：“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已经杀得差不多了，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 一个出身卑贱的游方僧，当了皇帝以后，权势欲如此强烈，丝毫容不得对皇权的潜在威威胁，大张旗鼓地罗织罪状，杀戮功臣，必欲“除恶务尽”方才罢休。纵观历史，这样的大屠杀恐怕算得上绝无仅有之事。个中缘由值得每个读史者细细玩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