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诗人的命运
古代诗人的趣事
古代文人勤学故事 刘绮燃荻读书。梁代时彭城人刘绮，“早孤家贫，灯烛难办，常买荻折之，燃荻为灯”，发奋读书。 苏廷吹火读书。“少不得父意，常与仆夫杂处，而好学不倦。每欲读书，总无灯烛，尝于马厩中，借火照书诵焉，其苦如此。” 常林带经耕锄。汉末常林，“性好学，带经耕锄。其妻常自馈饷之，林虽在田野，其相敬如宾。” 李密牛角挂书。隋朝李密，少年时候被派在隋炀帝的宫廷里当侍卫。他生性灵活，在值班的时候，左顾右盼，被隋炀帝发现了，认为这孩子不大老实，就免了他的差使。李密并不懊丧，回家以后，发愤读书，决定做个有学问的人。有一回，李密骑了一条牛，出门看朋友。在路上，他把《汉书》挂在牛角上，抓紧时间读书。此事被传为佳话。 董仲舒三年不窥园。董仲舒专心攻读，孜孜不倦。他的书房后虽然有一个花园，但他专心致志读书学习，三年时间没有进园观赏一眼，董仲舒如此专心致志地钻研学问，使他成为西汉著名的思想家。 管宁割席分坐。汉时，管宁与华歆二人为同窗好友。有一天，两人同席读书，有达官显贵乘车路过，管宁不受干扰， 读书如故,而华歆却出门观看，羡慕不已。管宁见华歆与自己并非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便割席分坐。管宁其后终于事业有成! 匡衡凿壁偷光。西汉时期，有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叫匡衡，匡衡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凿通了邻居文不识家的墙，借着偷来一缕烛光读书，终于感动了邻居文不识，在大家的帮助下，小匡衡学有所成。在汉元帝的时候，由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推荐，匡衡被封郎中，迁博士。 车胤囊萤夜读。车胤，字武子，晋代南平（今湖北省公安市）人，从小家里一贫如洗，但读书却非常用功，“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车胤囊萤照读的故事，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激励着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陈平忍辱苦读书。陈平西汉名相，少时家贫，与哥哥相依为命，为了秉承父命，光耀门庭，不事生产，闭门读书，却为大嫂所不容，为了消弭兄嫂的矛盾，面对一再羞辱，隐忍不发，随着大嫂的变本加厉，终于忍无可忍，出走离家，欲浪迹天涯，被哥哥追回后，又不计前嫌，阻兄休嫂，在当地传为美谈。终有一老着，慕名前来，免费收徒授课，学成后，辅佐刘邦，成就了一番霸业。 陆羽弃佛从文。唐朝著名学者陆羽，从小是个孤儿，被智积禅师抚养长大。陆羽虽身在庙中，却不愿终日诵经念佛，而是喜欢吟读诗书。陆羽执意下山求学，遭到了禅师的反对。禅师为了给陆羽出难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便叫他学习冲茶。在钻研茶艺的过程中，陆羽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不仅学会了复杂的冲茶的技巧，更学会了不少读书和做人的道理。当陆羽最终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苦丁茶端到禅师面前时，禅师终于答应了他下山读书的要求。后来，陆羽撰写了广为流传的《茶经》，把祖国的茶艺文化发扬光大！ 少年包拯学断案。包拯包青天，自幼聪颖，勤学好问，尤喜推理断案，其家父与知县交往密切，包拯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的断案知识，尤其在焚庙杀僧一案中，包拯根据现场的蛛丝马迹，剥茧抽丝，排查出犯罪嫌疑人后，又假扮阎王，审清事实真相，协助知县缉拿凶手，为民除害。他努力学习律法刑理知识，为长大以后断案如神，为民伸冤，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 万斯同闭门苦读。清朝初期的著名学者、史学家万斯同参与编撰了我国重要史书《二十四史》。但万斯同小的时候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万斯同由于贪玩，在宾客们面前丢了面子，从而遭到了宾客们的批评。万斯同恼怒之下，掀翻了宾客们的桌子，被父亲关到了书屋里。万斯同从生气、厌恶读书，到闭门思过，并从《茶经》中受到启发，开始用心读书。转眼一年多过去了，万斯同在书屋中读了很多书，父亲原谅了儿子，而万斯同也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万斯同经过长期的勤学苦读，终于成为一位通晓历史遍览群书的著名学者，并参与了《二十四史》之《明史》的编修工作。 唐伯虎潜心学画。唐伯虎是明朝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小的时候在画画方面显示了超人的才华。唐伯虎拜师，拜在大画家沈周门下，学习自然更加刻苦勤奋，掌握绘画技艺很快，深受沈周的称赞。不料，由于沈周的称赞，这次使一向谦虚的唐伯虎也渐渐地产生了自满的情绪，沈周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一次吃饭，沈周让唐伯虎去开窗户，唐伯虎发现自己手下的窗户竟是老师沈周的一幅画，唐伯虎非常惭愧，从此潜心学画。 屈原洞中苦读。屈原小时侯不顾长辈的反对，不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躲到山洞里偷读《诗经》。经过整整三年，他熟读了《诗经》305篇，从这些民歌民谣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终于成为一位伟大诗人。 范仲淹断齑划粥。范仲淹从小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省吃俭用。终于，他的勤奋好学感动了寺院长老，长老送他到南都学舍学习。范仲淹依然坚持简朴的生活习惯，不接受富家子弟的馈赠，以磨砺自己的意志。经过刻苦攻读，他终于成为了伟大的文学家。 司马光警枕励志。司马光是个贪玩贪睡的孩子，为此他没少受先生的责罚和同伴的嘲笑，在先生的谆谆教诲下，他决心改掉贪睡的坏毛病，为了早早起床，他睡觉前喝了满满一肚子水，结果早上没有被憋醒，却尿了床，于是聪明的司马光用园木头作了一个警枕，早上一翻身，头滑落在床板上，自然惊醒，从此他天天早早地起床读书，坚持不懈，终于成为了一个学识渊博的，写出了《资治通鉴》的大文豪。 玄奘苦学佛法。玄奖是唐代一位高僧，为了求取佛经原文，玄奘从贞观三年八月离开长安，万里跋涉，西行取经，终于到达印度，历时十七年，著有《大唐西域记》，为佛教和人类进步、世界文明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岳飞学艺。民族英雄岳飞生逢乱世，自幼家贫，在乡邻的资助下，拜陕西名师周桐习武学艺，期间，目睹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萌发了学艺报国的志向，克服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寒暑冬夏，苦练不缀，在名师周桐的悉心指导下，终于练成了岳家抢，并率领王贵，汤显等伙伴，加入到了抗金救国的爱国洪流中。 厉归真学画虎。五代画虎名家历归真从小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虎，但是由于没有见过真的老虎，总把老虎画成病猫，于是他决心进入深山老林，探访真的老虎，经历了千辛万苦，在猎户伯伯的帮助下，终于见到了真的老虎，通过大量的写生临摹，其的画虎技法突飞猛进，笔下的老虎栩栩如生，几可乱真。从此以后，他又用大半生的时间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见识了更多的飞禽猛兽，终于成为一代绘画大师。 沈括上山看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当读到这句诗时，沈括的的眉头凝成了一个结，“为什么我们这里花都开败了，山上的桃花才开始盛开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沈括约了几个小伙伴上山实地考察一番，四月的山上，咋暖还寒，凉风袭来，冻得人瑟瑟发抖，沈括矛茅塞顿开，原来山上的温度比山下要低很多，因此花季才来得比山下来得晚呀。凭借着这种求索精神和实证方法，长大以后的沈括写出了《梦溪笔谈》。 徐霞客志在天下。有一天，江边发生了一件怪事，很多人在打捞落水的石狮，却怎么也找不着。这时，一个叫徐霞客的小孩说，只要溯江而上，就能找到石狮。果然石狮找到了，大家都赞誉这个聪颖的小孩。原来他就是长大后成为伟大地理学家、旅行家的徐霞客。 李晟练成神箭手。李晟的父亲是一员威武的大将，李晟希望长大成为父亲一样的人。可是，父亲却总是说他年纪小，不能习武。李晟不甘心，偷偷学习射箭，终于练成了百发百中的神箭手，让父亲刮目相看。 陆游书巢勤学。南宋诗人陆游他从小就刻苦勤奋、敏而好学。他的房子里，桌子上摆的是书，柜中装的是书，床上堆的也是书，被称作书巢。他勤于创作，一生留下了九千多首诗，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大文学家。 刘勰佛殿借读。夜深了，佛殿里忽然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小和尚们吓坏了，以为里面有鬼，立刻报告给老和尚。于是，老和尚带领小和尚捉鬼，没想到“鬼”原来是一个叫刘勰穷孩子，他在借佛灯读书呢。刘勰经过刻苦学习，终于成了伟大的文学家。 阎若璩口吃成大器。著名的考据学家阎若璩小时候是个口吃的孩子，常受到大家的嘲笑和欺负，在母亲和老师的鼓励下，阎若璩凭着勤能补拙的精神，刻苦读书，付出别人几倍的努力，赶上了正常的同学，此后，阎若璩仍旧凭着这股好学肯吃苦的精神，成为了著名的学者。 顾炎武读破万卷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童年非常不幸，天花病差点夺走了他的生命。虽然他体弱多病，但是在母亲的教导和鼓励下，顾炎武勤奋苦读，以过人的毅力手抄《资治通鉴》，终于成为一代大学者。 欧阳修借阅典籍。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自幼天资过人，但是由于家境贫寒，家里无钱买纸买笔，欧阳修的母亲郑氏为了让儿子习文练字，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用荻草代替毛笔教小欧阳修写字。欧阳修勤奋刻苦，练成了一手好字，成为远近闻名的神童，而这种刻苦精神也影响了他的小伙伴李尧辅，将李尧辅带上好学之路。 蒲松龄草亭路问。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路边搭建茅草凉亭，记录过路行人所讲的故事，经过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搜集，加上自己废寝忘食的创作，终于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辉煌巨著《聊斋志异》。 贾逵隔篱偷学。贾逵，字景伯，出生于公元30年，东汉人，是有名的经学家、天文学家。他是西汉名家贾谊的九世孙。父亲贾徽也是一个大学问家。贾逵深受家庭的影响，从小聪慧过人。为了能够读书，贾逵小时候隔着竹篱笆，偷听老师讲课的故事。 孟柯改过勤学。孟子是战国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 但是，孟子并非是一个天生就有学问的人，他幼年的时候非常贪玩，不喜欢读书。后来，孟母为了教育他，三次搬家，还剪断布匹开导他。终于，孟子明白了要想成才，必须努力勤奋的道理。 宋濂冒雪访师。明朝著名散文家、学者宋濂自幼好学，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被明太祖朱元璋赞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很爱读书，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总要刨根问底。这次，宋濂为了搞清楚一个问题，冒雪行走数十里，去请教已经不收学生的梦吉老师，但老师并不在家。宋濂并不气馁，而是在几天后再次拜访老师，但老师并没有接见他。因为天冷，宋濂和同伴都被冻得够呛，宋濂的脚趾都被冻伤了。当宋濂第三次独自拜访的时候，掉入了雪坑中，幸被人救起。当宋濂几乎晕倒在老师家门口的时候，老师被他的诚心所感动，耐心解答了宋濂的问题。后来，宋濂为了求得更多的学问，不畏艰辛困苦，拜访了很多老师，最终成为了闻名遐迩的散文家！ 陶弘景菜园求学。古代的时候，对自然界产生很多误区，人们相信螺赢是将螟蛉变成自己的儿子这个荒唐的传说，还把领来的儿子叫做“螟蛉子”。陶弘景对此表示怀疑。他在村边的菜园子里找到一窝蜾蠃，蹲在菜地里聚精会神地整天观察。陶弘景发觉它们有雄也有雌，经过许多天细致的观察，陶弘景终于揭穿了蜾蠃衔螟蛉的秘密：原来蜾蠃也有自己的后代，螟蛉是被衔到窝里给幼虫当食物的，根本不存在“螟蛉义子”这回事！从此，陶弘景更感到，凡事最好亲自观察，绝不能人云亦云。(
求古代诗人向上天质问命运的诗句
《旅夜书怀》杜甫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一句，作者强调自己的出名并非因为诗文，自己又老又病，但休官却不是因为老和病而是因为被排挤。 764年春天，杜甫携家人再次回到成都，给严武做节度参谋，生活暂时安定下来。但不料，第二年严武忽然去世，他不得不再次离开成都草堂，乘舟东下，在岷江、长江一带飘泊。这首诗是杜甫乘舟行经渝洲、忠州时写下的。 《春望》 杜甫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自安史叛乱以来，“烽火苦教乡信断”，直到如今春深三月，战火仍连续不断。多么盼望家中亲人的消息，这时的一封家信真是胜过“万金”啊！“家书抵万金”，写出了消息隔绝久盼音讯不至时的迫切心情，这是人人心中所有的想法，很自然地使人共鸣，因而成了千古传诵的名句。 安禄山起兵反唐，由于唐玄宗宠妃杨贵妃，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误导玄宗，把守潼关的哥舒翰派到关外攻打叛军大本营，中途哥舒翰被俘。安禄山没有了劲敌，一下子就攻下长安。唐玄宗带领妃妾皇子，与大臣们逃往灵武。玄宗退位，太子李亨在灵武称帝。 唐肃宗至徳元年（756年）八月，杜甫从鄜州前往灵武投奔唐肃宗，途中为叛军所俘，后被困居住在长安。这首诗作于次年三月。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作于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杜甫眼见山河依旧而国破家亡，春回大地却满城荒凉，在此身历逆境、思家情切之际，不禁触景伤情，发出深重的忧伤和感慨。 《登高》 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 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杯。 “万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独登台。”悲对秋景感慨万里漂泊常年为客，一生当中疾病缠身今日独上高台。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大历二年（767）秋。当时安史之乱已经结束四年了，但地方军阀又乘时而起，相互争夺地盘。杜甫本入严武幕府，依托严武，可惜严武不久病逝，使他失去了依靠，只好离开经营了五六年的成都草堂，买舟南下，本想直达夔门，却因病魔缠身，在云安呆了几个月后才到夔州。如不是当地都督的照顾，他也不可能在此一住就是三个年头。而就在这三年里，他的生活依然很困苦，身体也非常不好。 这首诗就是五十六岁的老诗人在这极端困窘的情况下写成的。那一天，他独自登上夔州白帝城外的高台，登高临眺，百感交集。望中所见，激起意中所触；萧瑟的秋江景色，引发了他身世飘零的感慨，渗入了他老病孤愁的悲哀。于是，就有了这首被誉为“古今七言律第一”的旷世之作。 《登岳阳楼》杜甫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漂泊江湖亲朋故旧不寄一字，年老体弱生活在这一叶孤舟。 代宗大历三年（768）之后，杜甫出峡漂泊两湖,因兵乱漂流在江陵、公安等地。此诗是登岳阳楼而望故乡，诗人写出了洞庭浩翰汪洋的不凡气势是触景感怀之作。首联写早闻洞庭盛名，然而到暮年才实现目睹名湖的愿望，表面看有初登岳阳楼之喜悦，其实意在抒发早年抱负至今未能实现之情。颔联是洞庭的浩瀚无边。颈联写政治生活坎坷，漂泊天涯，怀才不遇的心情。尾联写眼望国家动荡不安，自己报国无门的哀伤。写景虽只二句，却显技巧精湛，抒情虽暗淡落寞，却吞吐自然，毫不费力。全诗对仗工整用韵谨严，前后映衬，浑然一体。 《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鱼玄机 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 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 “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两句笔锋一转，却恨自己生为女儿身，空有满腹才情，却无法与须眉男子一争长短，只有无奈空羡！鱼幼薇叹息自己的一身罗衣（罗衣为女子所穿，借指自己身为女子）掩盖了诗句没有办法去博得功名。 《登幽州台歌》 陈子昂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放眼望去哪有古贤人的踪影，回头看看也不见一个效法古贤的今人。想到那天悠悠而高远、地悠悠而广袤的天地之间，我独自忧伤啊，让人禁不住泪流满面沾湿了衣襟！ 696年（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等攻陷营州。武则天委派武攸宜率军征讨，陈子昂在武攸宜幕府担任参谋，随军出征。武攸宜为人轻率，少谋略。次年兵败，情况紧急，陈子昂请求遣万人作前驱以击敌，武不允。稍后，陈子昂又向武进言，不听，反把他降为军曹。诗人接连受到挫折，眼看报国宏愿成为泡影，因此登上蓟北楼（即幽州台、黄金台），遗址在今北京市），慷慨悲吟，写下了《登幽州台歌》以及《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等诗篇。
古代有那个诗人或文人是射手座？
具体诗人或文人真的很难找。毕竟我不是做这方面研究的。 名人的话... 范蠡生日八字：(535—？)-535/11/23(十一月廿一日)巳时生【丙寅、己亥、庚申、辛巳】 清太宗生日八字：(1592—1643)1592/11/28(十月廿五日供申时生【壬辰、辛亥、辛亥、丙申】 曾国藩生日八字：(1811—？)1811/11/26(十月卅日)亥时生【辛未、己亥、丙辰、己亥】 王宠惠生日八字：1881/12/1(十月十日)丑时生【辛巳、己亥、己巳、甲子】时柱一作乙丑 黄杰生日八字：1902/12/1(十一月初二日)子时生【壬寅、辛亥、戊午、甲子】 孙运璿生日八字：1913/12/8(十一月十一日)寅时生【癸丑、甲子、癸亥、甲寅】 慈禧太后生日八字：1835/11/29(十月十日)辰时生【乙未、丁亥、乙丑、庚辰】 胡适生日八字：1891/12/17(十一月十七日)未时生【辛卯、庚子、丁丑、丁未】 雍正皇帝生日八字：1678/12/13(十月卅日)寅时生【戊午、甲子、丁酉、壬寅】 苏轼的话，农历12.18，但大多数人直接说是12.18，具体很难考证。再说苏轼如此豪放情怀，说他是射手座也是公认的吧？ 李白也是，我更相信他也是射手座。 虽然他是2.8出生。。。 王国维 1877年12月3日（公历） 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农历） 属牛 射手座
古代诗人的名字.年代.贡献的相关资料
太多了，（请允许我先晕一下） 如下：（如果介绍有重复请无视） 1.“诗仙"李白 李白（701－762）当然是大家公认的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天才诗人之一，大多数人认为他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词人。他祖籍陇西（今甘肃），一说生于中亚，但少年时即生活在蜀地，壮年漫游天下，学道学剑，好酒任侠，笑傲王侯，一度入供奉，但不久便离开了，后竟被流放到夜郎（今贵州）。 他的诗，想象力“欲上青天揽明月”，气势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确无人能及。北宋初年，人们发现《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和《忆秦娥》“秦娥梦断秦楼月”两词，又尊他为词的始祖。有人怀疑那是后人所托，至今聚讼纷纭。其实，李白的乐府诗，当时已被之管弦，就是词的滥觞了。至于历来被称为“百代词曲之祖”的这两首词，格调高绝，气象阔大，如果不属于李白，又算作谁的作品为好呢？ 诗想象丰富奇特，风格雄浑奔放，色彩绚丽，语言清新自然，被誉为“诗仙”。 2. 诗圣”杜甫 在形容自己的诗艺时，杜甫曾说过：“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 的确，杜甫的七古、五古、七律、五律在唐代都是一流的，古体的七言诗在他手里正式成立，古体的五言诗在他手里变了格调，在“温柔敦厚”外另开“沉着痛快”一派，五律，杜甫以前用来写艳情、写山水，他却用来写广大的实在的人生，拓宽了诗歌领域。他的五律最多，差不多穷尽了这种体制的变化，七律精于组织，富于变化，七绝虽直抒胸臆，但颇有清新刻画之句。他不大做乐府，但他描写社会生活正是乐府的精神，他的写实的态度也源于乐府。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者和承前启后的诗人，汉魏的浑朴古雅，六朝的藻丽纤秾、淡远韶秀杜甫无一不备。杜甫之后没有一个诗人不直接、间接学他的：韩愈跟着他将诗进一步散文化；而又造奇喻，押险韵，铺张描写，逞才使气，是“沉着痛快”的诗，元稹、白居易将杜甫写实的表现人生的态度理论化，导引了“新乐府”运动。也是元稹，在为杜甫写的墓志铭中，对杜甫的创作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并许以最高的地位。两宋诗之冠冕的江西诗派：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宗都以杜甫为祖、金、元、明之诗坛巨擘都是杜甫为之开先。陆游有诗曰： 千载《诗》亡不复删 少陵谈笑即追还 尝憎晚辈言“诗史” 《清庙》《生民》伯仲间。 他视人们尊杜诗为诗史为不足，必置于雅、颂之音中犹若诗中之经才好。秦观在《韩愈论》中，将孔子与杜甫同提并论，孔子对我国古代文化的总结整理之功可用集大成者来赞，“呜呼，杜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虽未直接称圣，实亦许之矣。到了明代，杜甫已经正是被称为诗圣了。 正是因为杜甫推崇儒家思想,再加上其诗歌的影响,才被后世称为诗圣."圣"在古代是对儒家人物的神化评价和称号. 其诗紧密结合时事，思想深厚。境界广阔，人称为“诗圣”。 3.“诗佛”王维 字摩诘，河东人。工书画，与弟缙俱有俊才。开元九年，进士擢第，调太乐丞。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拜吏部郎中。天宝末，为给事中。安禄山陷两都，维为贼所得，服药阳喑，拘于菩提寺。禄山宴凝碧池，维潜赋诗悲悼，闻于行在。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特原之，责授太子中允，迁中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宁薛诸王附马豪贵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得宋之问辋川别墅，山水绝胜，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笃于奉佛，晚年长斋禅诵。一日，忽索笔作书数纸，别弟缙及平生亲故，舍笔而卒。赠秘书监。 这种称谓除了有王维诗歌中的佛教意味和王维的宗教倾向之外,也表达了后人对王维在唐代诗坛崇高地位的肯定. 4.“诗囚”孟郊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人。进士出身，曾任溧阳尉、协律郎等职。 在孟郊的一生中，“春风得意”的日子非常的短暂。他一生几乎都贫困潦倒，连死后的丧事也是韩愈等友人集资操办的。虽然他生活贫困，仕途短暂，但正是这样的生活困境，才铸就了他阴郁、冷峭、朴重的诗风，成为唐代著名的苦吟诗人。 诗多不平之鸣，用字追求“瘦”、“硬”。作诗苦心孤诣，惨淡经营，无好问，称之为“诗囚”。 有《孟东野集》。被人们称为“高天厚地一诗囚”，与贾岛并称为“郊寒岛瘦”。 5.“诗豪”刘禹锡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为匈奴族后裔。晚年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他和柳宗元一同参预那唐朝永贞年间短命的政治改革，结果一同贬谪远郡，顽强地生活下来，晚年回到洛阳，仍有“马思边草拳毛动”的豪气。 他的诗精炼含蓄，沉稳凝重，格调自然格律粗切，往往能以清新的语言表达自己对人生或历史的深刻理解， 因而被白居易推崇备至， 誉为“诗豪”。他在远谪湖南、四川时，接触到少数民族的生活，并受到当地民歌的一些影响，创作出《竹枝》、《浪淘沙》诸词，给后世留下“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的民俗画面。至于“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更是地道的民歌风味了。他在和白居易的《春词》时，曾注明“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依曲填词的最早记录。 6.“诗虎”罗邺 罗邺：唐朝诗人 7.“诗鬼”李贺 李贺（790-816）字长吉。因避家讳，不得应进士举，终生落魄不得志，二十七岁就英年早逝。他的诗作想象丰富，立意新奇，构思精巧，用词瑰丽，也有伤感情绪的流露，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其诗善于熔铸词采， 驰骋想象，运用神话传说创造出璀璨多彩的鲜明形象，故称其为“诗鬼”。 8.“诗杰”王勃 王勃（649－676）字子字，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号称“初唐四杰”。他们力求摆脱齐梁艳风，扩大诗歌的题材，表现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抑郁不平的愤慨。有《王子安集》。 其诗流利婉畅，宏放浑厚，独具一格，人称“诗杰” 9.“诗狂”贺知章 贺知章（659－744）字季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写景之作，较清新通俗。 秉性放达，自号“四明狂客”。因其诗豪放旷放，人称“诗狂”。 10.“诗奴” 贾岛 贾岛一生以作诗为命，好刻意苦吟，人称其为“诗奴”。 11. “诗骨” 陈子昂 其诗词意激昂，风格高峻，大有“汉魏风骨”，被誉为“诗骨”。 12. “诗家天子” “七绝圣手” 王昌龄 其七绝写的“深情幽怨，音旨微茫”，因而举为“诗家天子”。 13. “诗魔” 白居易 白居易写诗非常刻苦,正如他自己所说:“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过份的诵读和书写,竟到了口舌生疮、手指成胝的地步。所以人称“诗魔”。 14. “五言长城”刘长卿 擅长五言诗，他的五言诗作是全部诗作的十分之七八，人称其为“五言长城”。 15. “杜紫薇” 杜牧 曾写过《紫薇花》咏物抒情，借花自誉，人称其为“杜紫薇”。 16. “温八叉” 温庭筠 才思敏捷，每次入试，八叉手即成八韵，人称他为“温八叉”。 17. “郑鹧鸪”郑谷 以《鹧鸪诗》而闻名，故有“郑鹧鸪”之称。 18. “崔鸳鸯” 崔珏 赋《鸳鸯诗》，别具一格，人称“崔鸳鸯”。 19. “诗神” 苏轼 苏轼诗,挥洒自如,清新刚健,一帜独树,人称诗神。 王昌龄 (约690-756?)，字少伯，今陕西西安人，一说为南京人或山西太原人。开元十五年进士，一生只做过中下级官吏，安史之乱时，于还江宁途中被亳州刺史闾丘晓杀害。诗以写宫怨、边塞、送别为佳，尤长于七绝，有“七绝圣手”之称，时人推为“诗家天子”。 丘为 (694-789?)，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天宝年间进士，历官太子右庶子，与王维、刘长卿等友善，活到95岁，相传是唐代享寿最高的一位诗人。 綦毋潜 (692-749?)，字孝通，今湖北江陵人，一说江西南康人。开元十四年进士，由宜寿尉入为集贤院待制，迁左拾遗，终著作郎，后归隐江东。诗多写山林隐逸生活和方外之情，清秀俊丽。 常建 (708-765?)，籍贯不详，开元十五年与王昌龄同榜进士，只做过盱眙尉的小官。诗以写山水田园为主，选语精妙，境界超远。 岑参 (715-770)，南阳人，一说湖北江陵人，少时隐居河南嵩阳。天宝三年进士，初为小官，后做过嘉州刺史等官，世称“岑嘉州”。诗以写边塞生活著称，与高适齐名，合称“高岑”。 元结 (719-772)，字次山，号漫郎、聱叟，曾避难入猗于洞，因号猗于子，河南人。天宝十二年进士，因招募义军抗击史思明有功，广德二年授道州刺史，后迁容管经略史。诗多讽喻时政，反映人民疾苦。 韦应物 (737-791?)，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天宝末年曾在宫廷担任过玄宗的侍卫官，早年为人任侠，狂放不羁，后来发奋读书考中进士。因做过苏州刺史。世称“韦苏州”。诗风恬淡高远，以善于写景和描写隐逸生活著称。 柳宗元 (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世称柳河东。德宗贞元年九年进士，又举博学鸿词科。官礼部员外郎，因参与变革的王叔文集团，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人称柳柳州。诗文在当时都很有名，和韩愈共同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孟郊 (-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早年隐居河南嵩山，四十多岁才中进士，只做过县尉一类的小官。一生困顿，性情耿介，诗多描写民间疾苦和炎凉世态。语言力戒平庸，追求瘦硬奇僻的风格。与贾岛齐名，人称“郊寒岛瘦”。 陈子昂 (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年轻时使年任侠，睿宗文明元年进士，武则天执政时，任时麟台正字、右拾遗等小官。他对自六朝以来浮华绮丽的诗风深感不满，力求改革，在诗歌创作与理论上都作出过重要贡献。 李颀(690-751)，东川(今四川三台)人，少年时曾寓居河南登封。开元十三年进士，做过新乡县尉的小官，诗以写边塞题材为主，风格豪放，慷慨悲凉，七言歌行尤具特色。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幼孤贫刻苦好学，德宗贞元八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因上疏请免关中赋役，贬为阳山县令。后随宰相裴度平定淮西迁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做过吏部侍郎，死谥文公，故世称韩吏部、韩文公。是唐代古文运动领袖，与柳宗儿合称韩柳。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重气势。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号士。其先世为太原人，后迁居下圭(今陕西渭南)，出生于河南新郑。贞元十五年进士。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又自号乐居士。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为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哪《琵琶行》、《长恨歌》等也极有名。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开成进士。因处于牛李常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其诗构思新奇，风格农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都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之诮。 高适(702-765)，字达夫，德州莜(今河北景县)人，少潦倒落拓，四十岁后举有道科中第，授封丘县尉，不久即辞去，后来在河西节度使歌舒翰幕中掌书记，接触了大漠神奇风光和戍边士卒的艰苦生活。其诗直抒胸臆，不尚雕饰，以七言歌行最富特色，大多写边塞生活，与岑参齐名，也称“高岑”。 王勃(649-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十四岁应幽素科及第，曾任虢州参军，后往交趾探望父亲，不幸溺溺水死，年仅二十七岁。其诗力求摆脱齐梁的绮靡诗风，文也有名，著名的《滕王阁序》就出自他之手。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初唐四杰。 骆宾王(640-?)，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早年落魄无行，但诗文早有名，平生只做过主簿一类的小官，参加过徐敬业讨伐武则天的义兵，为徐起草了《讨武氏檄》，后来兵败亡命，不知所终。也是初唐四杰之一。 杜审言(约646-708)，字必简，祖籍襄阳(今属湖北)，迁居河南巩县，是大诗人杜甫的祖父。高宗咸亨进士，曾任隰城尉、洛阳丞等小官，累官修文馆直学士，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称“文章四友”，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作品多朴素自然。 宋之问(约656-712)，一名少连，字延清，汾州(今山西汾阳)人，一说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上元进士，武则天时官尚方监丞，中宗时入选为修文馆学士，因诌事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为士林所不齿，玄宗先天年间赐死。所作多粉饰现实，歌颂升平，价值不大，但律诗在初唐时有一定地位。 王湾(?-750)，今河南洛阳人，玄宗先天年间进士，开元五年任荥阳主簿，终洛阳尉。诗作流传下来的不多，这首《次北固山下》为最著名。 刘长卿(709-790?)，字文房，河间(今属河北)人。开元二十一年进士，曾任长洲县尉，因事下狱两遭贬谪，移睦州司马，官司随州刺史。诗多写政治失意之感受，也有反映离乱之作，善于描绘自然景物。五言诗成就较高，被称为“五言长城”。 李益(748-827)，字君虞，陕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后迁河南郑州。大历四年进士，初任郑县尉，久不得升迁，后弃官在燕赵一带漫游。宪宗时官秘书少监，终礼部尚书。诗风豪放明快，尤以边塞诗为有名。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自言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贞元九年进士，登博学鸿词科，授监察御史，因参加王叔文变法，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迁连州刺史。后因宰相裴度力荐，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世称刘宾客。与柳宗元交好，人称“刘柳”，又与白居易常相唱和，又并称“刘白”，诗风格清新，宛转含蓄，善于吸收民歌的精华，并多反映社会生活。 张籍(768-830?)，字文昌，原籍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少时侨寓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贞元十五年进士，历任太常寺太祝，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等职，故世称“张水郎”或“张司业”。又因其家境穷困，眼疾严重故孟郊称他为“穷瞎张太祝”。是韩愈的学生，诗多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颇得白居易推重，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太和二年进士，曾为江西观察使和宣歙观察使沈传师及剑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幕僚。历任监察御史，黄、池、睦诸州刺史，后入为司勋员外郎 ，终中书舍人。诗豪爽清丽，自成风格，人称“小杜”。又与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 温庭筠(812-870?)，本名岐，字飞卿，今山西祁县人。文思敏捷，精通音律。每入试，押官韵，八*手而成八韵，时号“温八*”。仕途不得意，官止国子助教。诗辞藻华丽，少数作品对时政有所反映。与李商隐齐名，并称“温李”。亦作词，是“花间派”鼻祖，对五代以后词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杜荀鹤(846-907)，字彦之，自号九华山人，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台)人。相传为杜牧出妾之子。昭宗大顺二年进士，但示授官。后任五代梁太祖朱温的翰林学士，仅五日而卒。其诗语言通俗，部分作品反映唐末军阀混战局面下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悲惨遭遇，当时较突出，宫词也很有名。 韦庄(836-910)，字端已，长安杜陵(今属陕西长安县)人，昭宗乾宁元年进士，年轻时生活放荡，后入蜀为王建掌书记，王建为前蜀皇帝，任命他为宰相，诗词都很有名，长诗《秦妇吟》反映战乱中妇女的不幸拟遇，在当时颇负盛名，但诗中对黄巢农民起义军颇多诋毁。所作词语言清丽，多用描手法，写闺情离愁和游乐生活，与温庭筠同为花间派的重要词人。 崔颢(约704-754)，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开元十一年进士，官司勋员外郎。早期有过一段风流不羁的生活，诗多写闺情，流于浮艳，后历边塞，诗风变得雄浑豪放。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早年家贫。举贞元九年明经科，十九年书判拔萃科，曾任监察御史，因得罪宦官及守旧官僚，遭到贬斥，后转而依附宦官，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最后以暴疾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上。与白居易同为早期新乐府运动倡导者，诗亦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其实，无论是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还是诗歌艺术，元稹都远不能与白居易相比。 王之涣(688-742)，字季陵，祖籍晋阳(今山西太原)，其高祖迁今山西绛县。豪放不羁，常击剑悲歌，其诗多被当时乐工制曲歌唱，名动一时，常与高适、王昌龄等相唱和，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 贾岛(779-843)，字阆仙，一作浪仙，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初落拓为僧，名无本，后韩愈劝之还俗。屡考进士不中，曾任长江主簿，人称贾长江。是有名的苦吟诗人，以追求清奇、冷峭的意境著称，又重炼字。与孟郊齐名，人称“郊寒岛瘦”。 贺知章(659-744)，字季真。越州永州(今浙江萧山)人，武则天证圣元年进士，曾任礼部侍郎、太子宾客、秘书监等。自号四明狂客，与李白、张旭等人在长安称“饮中八仙”。工书法，尤善草隶，诗多祭神乐章和应制之作，偶有小诗清新可喜。 张旭(675-750?)，字伯高，吴(今江苏苏州)人。曾官常熟县尉，金吾长史。善草书，性好酒，世称张颠，也是“饮中八仙”之一。其草书当时与李白诗歌、裴文剑舞并称“三绝”，诗亦别具一格，以七绝见长。 崔护 字殷功，博陵人。贞元十二年登第。终岭南节度使。其诗诗风精练婉丽，语极清新。诗六首，皆是佳作，尤以《题都城南庄》流传最广，脍炙人口，有目共赏。该诗以“人面桃花，物是人非”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人生经历道出了千万人都似曾有过的共同生活体验，为诗人赢得了不朽的诗名。
中国以前古代时期有蚊子和苍蝇吗
蚊子，苍蝇古代就有了。 关于蚊子： 晋代文学家博选写过一篇讨伐蚊子的檄文：“众繁炽而无数，动聚众而成雷，肆惨毒于有生，及餐肤以疗饥。妨农工于南田，废女工于机杼。”文中历数蚊子的罪恶，人人都恨不能亲手诛之而后快。 范仲淹有一首咏蚊诗说：“饱似樱桃重，饥若柳絮轻，但知求旦暮，休要问前程。”把蚊子的贪得无厌、醉生梦死的形象写得活灵活现。 民间对付蚊子的办法有点艾草，支蚊帐，这些到现在都还有用。 关于苍蝇 欧阳修曾作《憎苍蝇赋》 节选几句：苍蝇，苍蝇，吾嗟尔之为生！既无蜂虿之毒尾，又无蚊虻之利嘴。幸不为人之畏，胡不为人之喜？ 而老百姓可能是出于对日本鬼子的痛恨，才有此一说。
中国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里?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各有各的看法,我听他们聊着,忽然想起以前在哪里看到的一句话,意思是,一个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家庭主妇的手里.我就说出了这句话,大家先是错谔了一下,然后都不发言听我说了. 所以说,一个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这个国家的家庭主妇手里,也就是说,妈妈传递给孩子的身教和言教的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最后我得出结论,不要看不起家庭妇女哦,他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现在就在某个妈妈的肚子里哦!朋友们都笑了,一个朋友开玩笑的说,";回家以后,我要把你的话给我老婆说,让他不要那么多怨言,他在培养国家主席呢!" 我们大笑.,,,,但我知道,他们在笑的同时都肯定了这个论点!
中国 古代 的 神箭手有哪些？
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神箭手。春秋时代楚国有一个叫养由基的人，他练就了一手好箭法，在春风拂面的日子，他站在距几棵杨柳树百步的位置，一箭射穿一片树叶。在人们的喝彩声中，他连射百箭，箭箭都穿叶而过。从此留下了“百步穿杨”的成语，专门形容好箭法。汉朝名将李广的胳膊很长，人们说他“猿臂善射”。每当他拉开弓时，目标必中，被人称为“飞将军”。在征讨匈奴的战争中，他的弓箭立下大功，几次使被围困的队伍突围成功。后代诗人以这样的诗句歌颂他：“使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渡阴山。”三国时的曹操是杰出的军事家，他不仅爱刀，而且箭法非常出色。他经常骑在马上，在马的飞奔中射箭。在南皮的日子里，一次打猎，他一口气连射了63只野鸡。唐朝的神箭手更多，有被人称作“万人敌”的李晟；有靠弓箭攻下曹州城的王栖曜；有一天之内连射95只鸡和兔子的王武俊；还有那个像养由基的南霁云，也能够在百步之外射杀敌手。大家都熟悉的“一箭双雕”的成语，也决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在历史上确有两位一箭射下两只老雕的人，一位是唐朝的高骈，一位是五代时的李克用。
古代宫女的命运
被皇帝临幸（就是那个了）的话生个一儿半女的可以成为妃子 否则就是宫女 一般皇帝是不允许随便干这事儿的，而且皇帝办事的时候是有太监在外面听着并且记录的 但是不排除一些比较强势的皇帝，那就是随便看心情了 犯错误光屁股挨打是很少的，起码听到的不多，不过宫女有很多是可怜的人，感谢现在的社会吧，其实人本来就应该是平等的，虽然地位不同，但是都有尊严的
古代有哪个姓严的诗人
严 仁：邵武(今属福建)人，宋代诗人，好古博雅，有《清江矣欠乃集》流于世。 严 嵩：袁州分宜(今属江西)人，明弘治年间进士。其工诗古文辞，着有《钤山堂集》，刻《历官表奏》十二卷。 严遂成：浙江省乌程人，清代诗人，着有《海珊诗钞》十一卷，补遗二卷、《明史杂咏》四卷、《诗经序传辑疑》二卷等巨作。
蒋介石思考“中国之命运”：哪个党才能救中国（
蒋著的主题与对象是怎样确定的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为蒋写作《中国之命运》提供了政治基础。蒋著的主题是，围绕不平等条约的产生与废除的历史过程展开叙述，集中提出并回答一个问题：哪个党能够救中国。而蒋著所面向的主要读者群，则是广大的中国青年。那么，蒋著的这一主题与对象又是怎样确定的呢？就其直接原因而论，同蒋与林彪的一次谈话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这是一个从未有人提出过的问题。1942年10月，奉延安之命，林彪作为中共代表赴渝谈判。10月13日，蒋在官邸约见林，从谈话记录看，主要是林说蒋听。林彪谈话以坚持国共合作为主题，既然谈合作，必然强调合作的基础，为此，林之谈话尽可能地淡化两党意识形态的对立，找出两党的共同点。林彪主要就两个问题作了解释。关于两党的政治学说，林这样解释：“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实具有共同之理想，所谓‘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即此两主义根本一致之观点。”关于两党政治上的共同点，林这样说：“我党共产主义之目的，在救中国，与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理论上毫无二致。”“我党名称虽为共产党，实际即为救国之党。”关于两党在救国问题上的一致性，是林彪重点强调的问题。林具体举例说明道：中共“现在老辈同志亦如国民党之诸先进大抵为辛亥革命之参加者，而后一辈之青年同志，当初亦皆首先加入国民党，后来始转入共产党。我个人即属如此，当时乃完全激于救国之热忱，本于救国之一念，故投身黄埔，加入国民党，至今在我脑海中所留最深刻的印象，厥为校长当日之训诲。但以后因认识共产党为救国的，始加入共产党”。这段话的意思是，由于两党在救国问题上是一致的，因此两党在历史上曾同为一体。林之话题既然由国民党说到共产党，接下来，他对共产党这样解释：“可以说凡属中共党员，皆未读过很多之共产主义书籍，只以目击当时帝国主义所施于中国之侵略压迫，如划设租界，实行领事裁判权，夺取我内河航行权等种种不当中国人为人，不当中国为国家之事实，大家激于义愤，心切雪耻救国，故相率入党。即现在许多青年学生之要求加入共产党，其根本动机，亦复如是。”林彪的结论是：“即令将来中共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亦必须经过救国的阶段。则至少此一阶段中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无异于中国国民党之一部分。”以上所引林彪谈话，见《蒋委员长召见一一五师师长林彪谈话纪录》，1942年10月1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4），（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版，238—240页。林彪关于共产党即救国党等论述，其本意是淡化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说明两党是有合作基础的。其中，关于广大青年并非因共产主义学说而是出于救国热忱而加入共产党的论述，关于他本人因认识共产党为救国的，故由国民党转入共产党的论述，其本意也是要说明这种选择并不包括意识形态。问题在于，林彪的这一表述方式等于向蒋提出一个问题：在救国问题上，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因此，在广大青年当中，国民党的吸引力不如共产党。当林彪向蒋提出此一问题之际，恰逢英美宣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并且平等新约的谈判即将开始。这就是说，林彪关于租界、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运权等不把中国人当人、不把中国当国家的问题，已经或即将由国民党解决。这个正在启动的政治进程将为蒋提供一笔足够的政治资本，使他能够底气十足地回答林彪所提问题，并且借此举起反帝救国的旗帜，从而将广大青年吸引到国民党周围。陈布雷是蒋著执笔者之一。由于蒋著涉及大量中英问题，为此，陈于蒋著出版之前，特地征求因参加中英新约谈判而滞留重庆的驻英大使顾维钧的意见。顾维钧记载：“陈布雷向我解释了这本书的写作背景。他说，委员长注意到近年来中国的青年人参加共产党的问题。他感觉，他们之所以被共产主义学说所吸引，只不过是因他们误解了作为国民党基本政策的所谓三民主义的含义。中国青年似乎认为，三民主义不足以有效地反对和战胜帝国主义。因此，他们当中很多人跑去参加了共产党。”接下来，陈布雷就上述背景具体举例作进一步介绍：“他引证了曾经是委员长得意门生林彪的情况。林彪曾对委员长说，他参加共产党是因为他对国民党极为失望。他极愿为中国的富强而效力；为达此目的，就必须打倒在中国的帝国主义。他觉得国民党的政治哲学，由于其固有的妥协精神，是不适当而且不起作用的。”本段及上段引文，见《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208页。陈布雷所以向顾介绍蒋著的写作背景，意思是蒋著并非针对英国而作，因此英方不必介意。另外，陶希圣亦为蒋著执笔者之一。前引林彪谈话记录显然经过整理，陈布雷所言可视为林彪谈话的补充。可以肯定，蒋著的写作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不过，陈布雷以林与蒋的谈话为例，以此作为蒋著的写作背景来介绍，表明林彪谈话至少是促动蒋执笔的动因之一。从蒋著的核心内容来看，正是在回答林彪所提问题：哪个党才能救中国。而蒋著力求解决的问题同样出自林彪所提，此即与中共展开政治争夺，将广大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一边。蒋著批判与立论的方式蒋著以“中国之命运”为题，此一冠名颇为醒目。蒋著关于民族、历史、哲学、宗教、文化等论点，当年，延安的理论家以论战的方式与之展开过辩论。本文侧重研究蒋著批判与立论的方式。“中国之命运”这道命题实际上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哪个党才能救中国；其二，中国的政治归宿。这是互为关系的两个问题，前者是依据，后者是结论。蒋著是以这样的方式将两者联系起来的：以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与废除作为全书的基本线索，通过对这一历史过程的阐述，论证哪个党才能救中国。这个问题明确之后，再将国家的命运与哪个党捆绑起来，也就是没有哪个党就没有中国。最后作出结论，中国的前途与归宿应当纳入哪个党的政治轨道。蒋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提出这一命题，这一点本身就是对问题的回答：国民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在于，蒋著并不是在孤立地论证这个问题。蒋著如果没有设置一个或几个政治对立面，那么，“中国之命运”的提出就是多余。因此，蒋著必然是一部批判性质的论著，通过一系列联系、比较、批判与扬弃，由此而论证其所提问题。从现象上看，蒋著批判的范围甚为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心理、哲学等等，但主要的政治对象集中为两者：其一，帝国主义与英国，其二，共产主义与中共。这又是一个互为关系的问题。只有高举反帝大旗，才能削弱中共的政治基础。批判前者实际上是对历史问题的了结，批判后者才是蒋著真正的着眼点。那么，蒋著所以能够站在批判者的地位谈古论今，其根据何在？此即国民党在救国事业上取得的成绩。在这里，蒋的手中有两张牌：其一，辛亥革命；其二，废除不平等条约。前者推翻了中国的封建王朝，后者废除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可以说，正因为有这两大救国之举，蒋才敢于提出“中国之命运”这道命题，放胆向对手叫板。就立论根据而言，由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是一个发生在眼前的事例，更具说服力，因此蒋著主要以此为依据展开论述，最大限度地利用此一政治成果。蒋著以批判不平等条约作为贯穿全书的基本线索。蒋著所采取的方式是，将不平等条约问题描述为一个相当庞大的精神与物质的存在，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法律、心理等无所不包。在此基础上，将一切批判的对象置于这个框架之内，然后，再以批判不平等条约的名义对其展开批判。将以上几个问题弄清楚之后，蒋著也就不难解读。蒋著直接涉及中共的内容并不算多，其论点本身基本上也是些老生常谈。如果说有什么可供“鉴赏”之处，也就是它的批判方式。蒋著是在批判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社会心理影响这一条目之内，提出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批判的。蒋这样提出问题：近百年来，“就是因为在不平等条约压迫之下，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拒绝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于是中国人本为不甘心做奴隶而学西洋的文化，然而结果却因学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觉之中，做了外国文化的奴隶了”。这是关于问题的提出，接下来转入批判。蒋说：“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结论：“所以他们领导的各种学说和运动，只能暂而不能久。”本段及上段引文，见蒋中正：《中国之命运》，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3月普及本第110版，71、72、73页。蒋著以上论点遭到陈伯达的尖锐批判，陈指出：“蒋先生在此公开反对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想与苏俄的共产主义思想……蒋先生此书一出，难道不怕希特勒、莫索里尼、东条、汪精卫辈引为同调，而使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以及一切反法西斯的人们觉得可惜，觉得齿冷，觉得丧气吗？”（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解放日报》1943年7月21日，第3版）把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变为反对美英苏，反过来，把蒋置于被批判的地位。变与常，暂与久，这两对概念在哲学上应当如何解释，那是另一个问题。本文的兴趣在于蒋对问题的联系。蒋是把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置于不平等条约的范畴之内，作为不平等条约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危害，以批判不平等条约的名义提出对两者的批判的。蒋著对中共的政治批判，主要是指责中共为“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蒋著是以租界、外国驻兵权与封建割据作为话题而引出这一批判的。蒋这样写道：“现在，不平等条约既已撤废，租界与外国驻兵区域不复存在，封建割据亦早归没落了。”《中国之命运》，185页。这是关于问题的提出。接下来再将问题与中共联系起来，蒋说：“你看列强苏联和英美各国尚且都希望我们民族解放进步，国家独立自由，所以他们在中国百年来所有无限的权利，和无上的势力——就是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条约，到了今天都已自动地先后放弃了。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党派，倒反而不肯放弃他武力割据的恶习，涤荡他封建军阀的观念，那还能算是一个中国的国民？更如何说得上是‘政党’？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中国之命运》，199页。租界与割据都是妨碍国家统一的，在这里，蒋是以统一作为话题，将租界与割据联系起来，将列强与中共联系起来，一并提出指控。这段文字是蒋著成书之前增补上去的。1943年1月2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本日增补文稿，指斥共党为变相军阀与新式封建一段时，诚精思入神。此文如非自撰，恐任何人不能深入此境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268页。变换一种指控方式，看来，蒋自己甚为满意。蒋著的全部核心归结为这样一段结论：“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从此世界地图上面，亦将不见中华民国的名词了。”《中国之命运》，195、196页。一句话，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综上所述，蒋著所采取的基本批判方式是，将问题套入不平等条约框架之内，从中完成问题的提出、展开与批判。在这里，蒋把全部问题变成了这样一个公式：不平等条约肯定是不合理的，那么，其他与之有某种联系的事物，当然也就是不合理的；反过来，批判不平等条约肯定是合理的，那么，对于一切与之相联系的事物展开同样的批判，同样，也就是合理的。蒋著此一批判方式的核心，就是混淆概念。其实，蒋著基本的立论方式，同样建立在混淆概念的基础之上。这一点集中表现为蒋著对于“正义”这一概念超范围、超限度的运用。如前所述，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所具有的实际意义有限，有些条款的实际意义几乎等于零。然而这个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政治成果，却具有极佳的观赏效果。因为，此举具有一种天然的、绝对的正义性质。问题在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所具有的正义性质，本来仅限于中国与英美之间的民族平等，仅限于国与国的范畴，因此，其正义性质仅具局部意义。蒋之文章就做在这里：将一个本来是局部意义的正义性质，引申扩展至整个国民党，据此将国民党整体包装为天然的正义与真理的化身，将正义变为国民党的专利。接下来，再将问题引向异党，以正义的名义向异党提出一系列政治指控。如此这般引申与转换之后，中共这个国民党的对立面，在蒋之笔下也就成为正义与真理的对立面，成为另类。蒋著所采取的批判与立论的方式，从逻辑上讲经不起分析，但就宣传而论，则有其一定的实用性。总括而论，蒋著的出版，把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变为国民党的一笔政治投资，一个本来只是国与国之间的民族平等问题，最后演变为党与党之间的政治选择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