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玫瑰命运作品分析
命运交响曲是谁的作品
贝多芬 c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67号（Symphony No. 5 in C minor, Op. 67），又名命运交响曲（Fate Symphony），德国作曲家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完成于1805年末至1808年初。此曲声望之高，演出次数之多，可谓交响曲之冠。
结合作品分析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中十二正钗的悲情剧命运及小说的主题思想
十二金钗：林黛玉、薛宝钗、贾元春、贾探春、史湘云、妙玉、贾迎春、贾惜春、王熙凤、贾巧姐、李纨、秦可卿。 黛玉之死，宝钗与湘云之寡，元春难产而死，探春和亲他国，妙玉被污，迎春被孙绍祖打死，惜春落发为尼，熙凤牢狱之死，巧姐被拐卖，后被刘姥姥赎回，李纨中年丧子，秦可卿死的最早，病死的。 主体思想：《红楼梦》，一部含笑的悲剧。《红楼梦》不只描写了一个封建贵族家庭由荣华走向衰败的三代生活，而且还大胆地控诉了封建贵族阶级的无耻和堕落，指出他们的种种虚伪、欺诈、贪婪、腐朽和罪恶。它不单指出这一家族的必然崩溃和死亡，同时也暗示了这一家族所属的阶级和社会的必然崩溃和死亡。曹雪芹笔触下所创造和热爱的主人公是那些敢于反判那个垂死的封建贵族阶级的贰臣逆子;所同情悼惜的是那些封建制度下的牺牲者;所批判和否定的是封建社会的虚伪道德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一边是木石前盟，一边又是金玉姻缘。一边是封建社会下必须追求的功名光环，一边是心驰神往的自由之身。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为我们展现了这场无声的较量。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爱情故事浓缩了这场较量的全部硝烟，“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质本洁来还洁去”，在面对封建礼教下的种种迫害和冷漠，甚至以生命的付出为代价，质本洁的追求始终不弃。我们感叹贾、林两人爱情的悲剧的时候，看到了造成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林黛玉的清高的个性，她的个性与当时的世俗格格不入，无法与社会“融合”，她的自卑情结正是她自尊的体现，也是她悲剧的开始。
命运三女神的作品来源
这是希腊古典时期著名的雕刻，题材来自希腊神话。古希腊时期，人们修建了大量的神庙，为神歌功颂德。所有这些神庙中以帕特农神庙(Parthenon)最为出色。帕特农神庙的装饰雕刻是菲狄亚斯在其艺术的鼎盛时期主持创作的，神庙的装饰浮雕规模很大，虽然不是都出自菲狄亚斯一人之手，但他是这些雕刻的总设计师，因此从这些雕塑中可以明显的看到菲狄亚斯的艺术风格。神庙的装饰性雕刻共分三部分：东西山墙雕刻、九十二块间板雕刻和长达160多米的带型装饰雕刻。1687年，帕提农神庙在战争中被毁坏，大量雕塑被焚毁或搬走，后来又遭到英国人的掠夺，使得其中许多珍贵的艺术品流落到了英国，《命运三女神》就是其中保存较好的著名作品之一。 《命运三女神》是帕特农神庙的东面人字形山墙上全部雕像中的一组雕像残片。三位女神是克罗索（Clotho）、拉克西丝（Lachésis）和阿特洛波斯（Atropos）。是众神之王宙斯（Zeus）与女神忒弥斯（Themis）的女儿，时序女神荷赖（Hora）的妹妹。她们的任务是纺制人间的命运之线，同时按次序剪断生命之线。最小的克罗索掌管未来和纺织生命之线，二姐拉克西丝负责维护生命之线，最年长的阿特洛波斯掌管死亡，负责切断生命之线，即使是天父宙斯也不能违抗她们的安排。人们从三女神的姿态神情中看到的不是神，而是人间姐妹之间亲密动人之情，从坐躺姿态中隐现出各人的个性气质。现存的这三个女神的雕像，头部和四肢都已失去，但那健美的身躯，恬静而潇洒的姿态，仍给人以极其优美的形象。尤其是三女神的衣服的处理，希腊式薄衫穿在三神的身上，纤细而又繁复的湿衣褶，随着人体的结构而起伏，女性人体的优美轮廓生动地展现出来。使得这些雕像不像是由冰冷的大理石雕凿而成，而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 命运女神传说中是三姐妹，但是一般来说，许多人还是倾向于把她们合而为一，统称为命运女神。在古希腊神话中，命运女神是最神秘莫测的神灵，也是最无可抗拒的神灵。命运女神编织的命运对于一切神灵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必须被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命运之所以不可抗拒，是因为命运女神后面跟着仆从复仇女神。复仇女神对那些敢于反抗命运女神的人实施严厉的报复。 相传宙斯曾经很郁闷地对其他众神说：“命运女神对待我，就象我对待你们一样残酷。”
分析22回 四春所做的灯谜与自身命运的联系。每个30字
贾府四春所作灯谜之隐喻 红楼梦第22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谜贾政悲谶语”一节书中,贾元春、贾迎春、贾探春、贾惜春四姐妹分别编了一套灯谜,贾政一猜即中,他的细细揣摩也给了足够提示:四样皆是不祥之物。元春所作爆竹乃“一响而散之物”,迎春之算盘是“打动乱如麻”,探春之风筝乃“飘飘浮荡之物”,惜春之佛灯是“一发清静孤独”,贾府“四春”所编灯谜之谜底恰恰与她们各自的命运暗合:元春暴病早逝;迎春嫁中山狼;探春远走他方;惜春弃世为尼。所以这整个谜面、谜底及其有序结构,对全书的思想意义而言,是一浮面的符号体系,经过认知主体即作者匠心独运的编排,它这“能指”和“所指”之底,所携带的信息之底,所隐喻的意蕴之底,才是真正的谜底,有价值有意义揭示的谜底。
帮忙分析下生辰八字，算命，一生的大概命运，谢谢！ 100分
命主乙木生于辰月，杂气入格，八字透出财伤，巳未夹午，伤官得禄，人很聪明，懂得变通，口才不错，但性格难免傲气，伤官生财都是身怀技业之人，与玄学有缘，
命运冠位指定即死怎么算 即死概率分析
仙家九宫飞星计算人生气运是极其复杂的，这是因为人的命运也是极其复杂的，单以八字推命，在六十年一个甲子周期中，男女阴阳顺逆约有五十二万个不同或细致入微的格局，当在八字中加入飞星年命月命日命时命及先天十二命宫归属八卦九宫、生时落地所处父母祖地九宫方位的第一口气、父母家庭社会等各类因素、起的名字好坏对命运五行的直接影响、及生时所临的六运、生年太岁、岁破、日时神煞等，约合二百四十二亿六千一百一十二万局，所以，在六十年中，当地球人口达到二百四十多亿时，有可能出现二个人的命运相同，同人不同命的道理即在这里，因为概率太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太可能产生相同的命运。九宫飞星用在命理上，是完全符合自然造人原则的。
急求小说红字,女主角的悲惨命运分析？
《红字》讲述了白兰的悲剧式爱情，她是一个抗争命运、追求幸福的女性，她的一生是在情人的叛逃、丈夫的报复、宗教与社会的压制下奏起的一首女性悲歌。充斥着浓重男权色彩的几种力量把白兰推到了苦难的谷底。 霍桑的《红字》命名为Scarlet Letter（红字）,字母“A”和“红色”在小说中有多重的象征意义，“A”是通奸（adultery）、能干（able）、天使（angle）的首字母，但是红字更象征着异化（alienation）、孤独（alone）、痛苦（agony）红色是爱情的色彩，是反抗，是阳光，是白兰饱受炼狱之火的焚烧。白兰的一生中，没有胜利，没有获得，只是一个痛彻心扉的悲剧。 因为对爱情的追求，她违背了宗教教义和道德准则，一生都成为导师和道德家众手所指的对象，她是一个体现女性脆弱和邪恶情欲的典型，在刑台上、市场内、教堂里、豪门之家，她受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用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的鄙薄和唾弃，尽管她外表美丽、气质高贵、内心坚强，但耻辱是永久伴随她的；正是因为人们对她的不齿，所以她是孤独的，孤独得对于社会无所依附，在接受世俗的审判时，她永远是孤独地承受痛苦，最后她依然是被爱人孤独地留在尘世，孤独地死去，孤独地在另外一个世界存在——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如果这些她都可以坚强忍受，可以义无返顾地与力量远胜于自己的敌人抗争，争取幸福，但当她的爱人告诉她，他永远也不会与她在一起，哪怕是死后——他的精神是属于上帝的，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用鲜血所勾勒的未来，用痛苦所浇灌的幸福，却一切成空，最后一刻来临的绝望是摧毁这个女人最锋利的匕首；从人性的角度看，白兰有强烈的反抗性格,但她又不是一个彻底的反抗者：强烈的宗教情感强迫自己相信自己对上帝的“真诚”；她以自己的苦行和克己助人的善行洗涤自己的灵魂；重回波士顿后,她主动戴上了红字,不是出于外界的压力，而是她发自肺腑的忏悔，可以说，与世俗社会有形的折磨相比，宗教对于人性通彻骨髓的扭曲是白兰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最大悲哀。 作者在讲述白兰的悲剧时，更揭露了这个女性悲剧的始作俑者——一个男权社会的真实面目。在这样一群形形色色的男人包围下，白兰展示了自己的美丽、坚强、个性与反抗，如果说她是一个经历了炼狱的焚烧、大山的重压，而盛开在灰暗世俗下的一朵红艳的玫瑰，那么这些男人就是吞噬她鲜活躯体和灵魂的烈焰，就是压迫她追求爱情与自由的巨石。她有过一个女人生命色彩
用文化生活的相关知识，分析怎样把中国智慧融入到命运共同体中去
①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继承和在实践基础上的创新，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色、民族风格、民族气派。（3分） ②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命运共同体”既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和人类情怀，又秉承了中国处理复杂问题的卓越智慧。（2分） ③中华文化的力量深深地植根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引领中华儿女和国际社会创造美好明天的不竭力量源泉。（2分） ④中华文化的力量，集中表现为民族精神的力量。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和平、和睦、和谐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3分）
豆豆的作品悲剧结尾和她的命运有关吗
豆豆：女，1970年生，高中文化程度。作者十七岁时因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个好朋友李红英（此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及其人格、品德和思维方式都给作者产生了重要影响）。1990年，李到欧洲定居，此后李不断寄给豆豆大量的参考资料，每次回国都给作者讲述一些作者所陌生的社会生活。作者于1995年6月动笔创作长篇小说《背叛》，1997年8月完稿。《背叛》一书在杂志《啄木鸟》2000年1—4期连载。2000年作者为一名普通工人，有一个可以长相厮守的丈夫。2011年12月，又完成长篇政治小说《天幕红尘》，于2013年7月出售。 她的中篇小说处女作《死比活着容易》1993年在天津《小说家》杂志发表，同年加入河南省作家协会，后转入中国石油作家协会。2000年《啄木鸟》杂志一至四期连载了她的长篇小说《背叛》，然后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并由北京同乐影视公司拍成同名20集电视连续剧，在全国及各省卫星台连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洛阳纸贵，长篇小说《背叛》甚至出现盗版。200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遥远的救世主》，然后由北京天润影视公司拍成24集电视连续剧《天道》，豆豆亲任该剧编剧，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觉，受到广泛关注。目前，豆豆的创作及创作模式已引起文学界重视，“豆豆现象”值得我们很好的总结。 搜索豆豆的相关资料，却搜索无几，有的就是她《背叛》和《遥远的救世主》两部作品的介绍与评价。看来这个作家相当低调不张扬，你难以从资讯和舆论上去了解她个人本身，大家对于她的作品似乎超过对她本人的关注和热情，这不正衬映着她作品的成功之处吗？而事实上，也只有通过作品去猜测和了解她。 她的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有很多相似之处，宋一坤与夏英杰，丁元英和芮小丹，她们的性格和脾气都非常相像，主题也都是无情的商界狼性的生存原则与人性良知的挑战与平衡之难。在这方面，我同意某些人对豆豆作品的评价，显然作家偏爱这类男人，而女主角的身上有很多作家自己的影子。豆豆毕竟是个小女子，她要怎么写故事无可厚非，文为心生，而作品又是如此另类、难得，有深度，能引发人思考，我们不能因为两部作品的相似而评说她文笔的局限。关于作家本人的评价，当今社会，资讯如此泛滥，而豆豆，何许人也，竟然不着一点痕迹！
无命运的人生的作品鉴赏
《无命运的人生》主题思想：犹太人在无命运的人生中忠于自己的信仰——反抗反犹主义压迫和迫害的最有力武器是忠于自己的信仰。在凯尔泰斯·伊姆雷的小说《无命运的人生》中，“无命运的人生”转译自匈牙利原文“Sorstalanság”，这是一个原本没有的、经作者独创的词语。究竟什么是“无命运”，原文中有一句话做了较好的阐释：“若有命运，则不可能有自由；而若有自由，则无命运，也就是说，犹太人自己即命运。”命运是作为犹太人的这个民族属性固有地加在作者人生上的一种定性规约，而自由则是在后来成长的过程中渐渐明晰并且在意识中逐步确立后不可替代、无法泯灭的人生追求。自由的获得必须以挣脱原来某一属性规约中的一部分——即作为匈牙利国的犹太人的民族性为代价。由此，该部小说的主题是在被政治强权和犹太文化集体无意识吞噬下的几乎完全屈从的生命状态下找寻个体生命与自由的存在性，在反抗命运中接受荒谬，在追求自由中体味放逐。文本中很少触及描绘人类的暴行，更多的是融进了一种在灾难下生存中体现出的人性中的本来特质，小说结尾将这种最为体现人性本来特质的集中营岁月描绘为“集中营里的幸福”。在某种意义上，那里的生活更简单也更单纯。无论是来自柠檬邦迪的鼓励还是在医务所的医治，或是在对集中营里父子三人形象的描绘，都渗透进作者深深的人性体认，反衬出作者对外在正常社会中存在的人性的扭曲与熟视无睹的冷漠的关照，并且通过描绘这一层面的“幸福”，站在人类的角度开始审视整个犹太民族的民族性问题与人类的价值观念，从而在同类题材中脱颖而出。犹太族的命与“我”的人生凯尔泰斯曾说：“我的作品是自己对记忆以及对人类的一种承诺”。他的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面临死亡与绝望的犹太民族的生活画面。在那段集权暴力剥夺个体的历史中，匈牙利的犹太族人在整个欧洲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一方面外面的强权排斥一切犹太族人，另一方面他们本国的人也讨厌犹太族人，而在犹太人中，他们不把匈牙利的犹太族人当作自己的同胞，认为他们是异姓，所以即便是在集中营里，在全是犹太人的环境中，也存在着各种人种的偏见和不同观念，这似乎是作者在另外一层面对人性的映照。“我是个不信犹太教的犹太人。但我却作为犹太人被关进了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又作为犹太人生活在一个不喜欢犹太人的社会里。我总有一种感觉，我是被逼无奈才成为犹太人的”。凯尔泰斯用悲悯平静的语调叙说这一种民族精神的悲剧和自我的觉醒。几千年来，犹太人对自己苦难命运顺从缄默，而越是顺从缄默，越会把这样一个民族陷进一种越来越深的命运悲剧中去。小说中对无命运的思考，实际上正是基于对犹太人这样的一种文化特质所造成的悲剧性的反抗。作者在文本中更多渗透着的是一种自由的精神。他渴望自由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也便是无命运，是一种对命运的否定。而大多数传统的犹太人是无法理解这一观点并且即便理解也会排斥这种观点。这是一种民族性的问题，作者在这里不单单体现了对自己人生的理解，同时也站在民族的高度上去体察这样一个独特的民族和整个人类。曾奥斯维辛是人类人性堕落的一个极点，这一观点似乎不近完善，其实细查历史，二战中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政策，无非是千百年来对犹太人迫害的集中上演，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似乎忘记了人类曾有的狂暴。因为人类本来就是这样，二战的集中营与大屠杀是人类对历史回眸的仿效，只是杀戮方法上较以往有所“创新”，增加了细菌、毒气类的“科技”手段。如果从犹太文化的方面去考察，犹太民族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他们对压迫的反抗，对迫害的抗争，不像其他民族那样主要表现在武装起义和暴力行动上，而是集中表现在维护犹太人的民族精神上。因此，在犹太人看来，反抗反犹主义的压迫和迫害的最有力武器是忠于自己的信仰，坚持自己的传统，加强自身的信念，发扬自身的文化，巩固自身的团结。犹太民族这一与众不同的反抗形式，使他们在肉体上受到迫害时，善于从精神方面保护自己；在物质生活艰辛困顿时，努力在精神生活上保持丰富多彩；越是遭受压抑，越要寻求精神上的奋扬和超越。在古代，正是由于《塔木德》的成功编纂，使得犹太民族在随后长达1500多年的历史中，面对遭敌视的生存环境和种种迫害，掌握了一种可以帮助他们坚持犹太传统、维护犹太独立、约束犹太生活的强大思想武器。——在某种程度上说，在文本中，读者看到的是不反抗的抱有侥幸希望的去接受屠杀，总认为会有奇迹发生，灵魂得到解脱的无数躯壳。在凯尔泰斯·伊姆雷的整部小说中，无论是在对去集中营之前的家庭生活场面的描写，还是对集中营生活中一些“营友”在拉比的集中下进行祷告的细节描写，在阅读文本的时候，读者无法忽略这种长久以来背负在犹太民族背上的宗教特质。历数犹太文化几千年的迫害，最初也是在宗教迫害的残酷压迫下，慢慢地到后来转变为政治性的迫害。纵观犹太族的整部历史，就是一部不断遭受迫害与屠杀、驱逐流放和坚守自己宗教传统，固执不被同化的历史。也正因为此，在历史上，反犹太主义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以一个民族为主要目标的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破坏性最强的人类仇恨。在二战之后，当幸存的犹太人重返家乡开始新的生活时，故园的邻居不会有太大的欣喜，同族的免遭囚禁的同胞们会认为他们愧对于死掉的那部分犹太人。以以色列为例，很多迁移过去的犹太族幸存者不反抗的原因，是他们崇尚一种冒险、略带悲剧的崇高人格的悲剧英雄，而不是“唯唯诺诺”很少反抗的这些犹太族幸存者。对于这一现象，在后来慢慢兴起的犹太文化复兴和人们对犹太人在二战中近600万死亡的灾难历史有了越来越多深刻的理解之后，人们才慢慢悯生出一种同情的态度。大多数犹太人幸存者很少愿意提及那一段岁月，但更多的幸存者选择去见证这段历史，在每一次历史上的迫害中，犹太人的教义都告诉他们要记好每一次的教训，并得以顽强地生存下去，很多犹太人在战后忘记了这一点，而凯尔泰斯·伊姆雷这个自称非纯粹犹太族的作家却选择站在人类历史的角度上去见证，他见证着自己的存在，也见证着这个民族面对灾难时的窘态。他对自己集中营生活的那段岁月要比其他印象中的犹太人对大屠杀的评论和社会舆论、文学作品中的大屠杀的描写要复杂得多。作者曾说：“奥斯威辛是我最大的财富。如此接近死亡，那是无法忘怀的感受。在那个漫长的瞬间，生命从未如此美丽。”在凯尔泰斯那里，正是那段集中营岁月成就了作者，塑造了他此后的人生道路，觉醒了他对自由的体认，在这段别人一提起就惧怕的时光里，凯尔泰斯却完成了他的独特成长。命运中的无命运自由觉醒“没有什么荒谬是不能够自然地生活于其中的”，凯尔泰斯传达给读者的是“生存就是屈从”。生活是荒谬的，但并不代表人们不能安适其中，这是主人公能在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一个精神内核，也是柠檬邦迪在集中营没有生机的杀人机器里每天透漏出的愉快与希望的气场与风格，但对于命运而言，作者却不是屈从的。或者说，作者屈从的是偶发的可然性事件，即事情都有其自然发生的一面，这点无法避免，但从自我的人生角度而言，作者却认为一切都可以掌握，并且可以改变。在全书的后部，主人公回到家里，他开始质问“为什么在被困时不做点什么？”“父亲被送去集中营时大多数匈牙利人除了告别再无其他的行为”，作者开始反思当时在送往集中营的大队伍时有人溜走的瞬间。在他成长的岁月中，他开始慢慢审视匈牙利的犹太人对自我悲惨命运的规避和不正视，他意识到自己命运的被动与旁观，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的旁观与被动让他们无以反思地走向麻木走向悲惨。人们无法否认大屠杀中死去的600万犹太族同胞们的悲惨，施行“最后解决”与跟帮促成这一大谋杀的人类的极度的疯狂，但是也不应该不从犹太人内部去考虑这一问题。作者从这一角度开始体量，他抛弃这种被命运掌控的被剥夺了的人生，他要寻求的是一种觉醒与掌控。他不选择忘记的意义也便在此。千百年来，犹太人不忘自己的悲痛历史，在他们的教义里，是为了让他们记住这些苦难，从而不再上演悲惨，而当他从集中营回来，大家劝告他放弃那段痛苦的经历，去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时，在作者看来，这种当做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的遗忘同样也是荒谬的。他没有办法重新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他只能把曾经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因为这是他人生中的一部分，否定了那一段经历的存在，也就等于否定了自我的存在，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取的。作者高呼的是对自我存在的觉醒，在这个意义上讲，是要从自我麻痹的精神催眠中走出来，要从剥夺个性与吞噬本体的历史与命运中，去寻求一种无命运的、自由的人生。这也便是无命运的意义所在。 生存即顺应，得于作者书中那句“没有什么荒谬是我们不能生活不下去的”，在这里作者认为，虽然生活荒谬，但是每个人都有存在下去的理由，生活的荒谬性并没有权力在精神上吞噬个体的生命。如果只概括为生存即顺应这样简单，那么在全书中作者所要剖析和陈述的最高哲学理想也就完全被颠覆了。在这种看似顺应的反抗中，“幸福”的含义，就来得别为深刻。是集中营塑造了主人公的性格，在那里除了学会生存下去的手段之外，他还体会到外面的世界从不会教他事情，或者说一直在误导他的事情，所以在集中营的成长岁月里他才会明白那份加在他身上的所谓“命运”的事情和对生活的独特思考。“即便是现在，即便是在这里，主人公也认得出它——‘我’在营地里最喜欢的一小时，此后一种尖利的、痛楚的、徒劳的感情攫住我的心：是思乡。一下子，一切都鲜活了起来，一切都在这时涌上‘我’的心头，‘我’被一种古怪的气氛完全淹没了，那些琐碎的回忆让我颤抖不已。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那里的生活更清楚、更简单。”透过哲尔吉的目光，人们看到了与他一起在集中营生活的各色各样的被囚禁的人，那些人中，有选择设法逃逸被抓回来惨死的，有时刻保持精神抗争，每晚睡前都会进行祷告的纯正犹太文化打造下的信徒，也有心如死灰、形同枯槁的“穆祖尔曼”（对囚犯中自甘堕落、自暴自弃者的称呼），也有经历过无数死徒集中营、命途多舛但是从未丢失尊严、积极向往人生，时刻相信自己能回到故乡布达佩斯的发散着人生光芒的。帮助他最多的，教会他最多的，那个叫作柠檬邦迪的充盈着生命意志的坚强的汉子，出生于匈牙利，又有着犹太族血统的邦迪即便明知自己正是被那个他每天歌颂的国家驱逐送到集中营里，他也从未显示出憎恨。在集中营，他不只一次地提到，以至于最后连主人公自己都熟知了那个他本来印象不很深刻的小巷的魅力，也一心向往着那个地方，不断地想着布达佩斯的霓虹色的灯光。柠檬邦迪总是唱着布达佩斯的国歌，高兴地唱着那个乐曲，是真正崇敬、向往地唱着，夹杂着对祖国的信仰和对家乡的怀念。在作者告诉他曾经他的国家是如何对待他们这样的犹太人时，邦迪只是沉默了一会儿，第二天又照样唱了起来。在邦迪那里，除了活下去的坚定，一切都是黯淡无光的，他不埋怨集中营里的环境，不让自己去想消沉的事情，告诉哲尔吉要有尊严地活下去，这样才能回到家乡去，“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自暴自弃——这是柠檬邦迪传授给我的哲理，这也是劳动营教给他的”。柠檬邦迪不是像哲尔吉一样的小孩子，他已经成熟并在充斥命运的黑暗中选择对个体生命的无限向往和追求。这段真挚的感情和这个人物的真性情，是作者在外面那个世界接触不到的，当所有人告诉他去遗忘，让他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把这段经历的包袱丢掉时，作者不愿意，那是一段相当鲜活的记忆，那里有独特的人，有换不来的友情， 有简单的信念和唯一的目的——活下去，所以作者说，那里是一个更为清楚的、简单的世界。《无命运的人生》告诉人们在命运下的人生中的无命运追求的存在性。地狱或许并不存在，但集中营却真实的存在。面对人类的堕落和人性的放逐，他选择挣脱命运，追求自由。凯尔泰斯在小说中见证着历史，也诠释着自由与幸福。 叙事技巧1、叙事内容的确定：《无命运的人生》作品的叙事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关于集中营的体验。凯尔泰斯认为战争就是战争，事实就是事实，可怕的战争不会因为人们的不喜欢和不愿意回首而不存在，集中营也不会因为人们的恐惧而消失，人们还得活下去，还应当活得更好，这样，只有让过去的“经验”保持鲜活和持久，才能使人们在无奈中进一步审视它的缘起本质和进程，才能对人生罪恶保持敏感，从而有所警惕，反之，则很有可能出现淡忘，以致噩梦再现。所以，14岁时曾被关进集中营的凯尔泰斯在处理这一铭心刻骨的历史灾难时，不是做所谓的善良回避，而是选择了残酷的真实，貌似平常话语，却让人在清醒时不寒而栗，从而有所惊醒。 2、叙事结构的选择：在确定了叙事内容之后，就要考虑叙述的问题，这是一个客观真实艺术化的过程，唯一的标准就是叙述清楚事情，同时又能激发读者的思绪，产生一定的意味感。凯尔泰斯认为，尽量减低阅读难度，而使读者能在比较容易的状况下了解事实真相，让事实说话是重要的，而设置阅读障碍，使读者在破译接受中劳神是没必要的。作者在《无命运的人生》中采用了非常传统朴实的顺叙结构。作品的主人公是犹太少年久尔吉，叙述的是1944年到1945年间的事。在处于纳粹统治时期的布达佩斯，久尔吉一家因为是犹太人，受到不公正待遇，先是久尔吉的父亲被“应召”到集中营劳动，两个月后，久尔吉也被抓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然后转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然后又转到蔡茨集中营，然后又转回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直到1945年被盟军解救出来，回到家乡，所幸的是，大部分人已经死了，而久尔吉活了下来。整个故事按时间流动记述，读者很容易了解事情的过程，获取一种整体性的阅读经验。很显然，凯尔泰斯不是只记述自己的记忆碎片，他是想还原集中营的全部体验，以便让读者全方位地介入，进行多角度多维度的思考。 3、叙事视角的选择：叙事视角是小说叙事的姿态和眼光，叙述者可以通过视角向读者展示故事内容，而读者也可以通过视角来观看小说中发生的一切。在《无命运的人生》中，一开头就有这么一段：“今天我没有上课。也就是说我去学校了，但只是请班主任允许我回家。我把我爸爸的信也交给了他，信中称‘家里有事’，请老师准我的假。他问，家里到底有什么事？我告诉他说，他们召我爸爸服劳役了；于是他不再追问下去了。”在这里，“我”是叙述者，又是作品中的人物，这种叙述称为同故事叙述。在该段叙述里，可以发现，作为叙述者又作为故事人物的“我”是一个正在上学的孩子。结合下述内容：“我”从学校回到家；我被送去劳役工厂；“我”被送上汽车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然后到别的集中营；最后，盟军解放布痕瓦尔德，“我”重获自由；“我”回到布达佩斯，与老朋友见面，与记者对话。可以清晰地断定：“我”是一个14岁的少年。选择少年视角是有特殊意义的。因为少年在很大程度上与成人不同，生理的未发育和心理的不成熟使得他们的观察和思考具有某些局限性。对于周围发生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成人一样有许多烦恼和忧愁，即使是面对集中营这样的境地，也不会感觉到可怕和憎恶，相反地则会有更多的懵懂和好奇。也就是说，通过少儿的眼睛，“可以消除权威的神圣，揭开谎言和令人惊骇的暴力，实现对真实生活的原生态的显现”。这样，就可见到：当他被通知去工厂劳动，并得到“久尔吉受训青年辅工”的证件时，他还很高兴，以为自己得到了什么特权；当他屡次被从一个集中营送到另一个集中营时，他还饶有兴致地欣赏沿途的风景；当他被驱赶时，他还兴致勃勃地打量那些警察和其他的同伴；当他被注射针剂时，他还很高兴有人关心他的健康，以至于当他回到家乡了，还这样想：“在那些烟囱旁边，在痛苦的间隙中，也有过某种与幸福相似的东西，所有的人都问我那些‘恐怖的事情’，然而对我来说，也许这种体验才是最难以忘怀的。”这就是一个孩子的视角。集中营有痛苦很好理解，但集中营也有快乐幸福，这对于现实中有理智的人来说就不可思议了，但在一个孩子身上是真实的，因为一个到事情结束也不理解前因后果的孩子没必要撒谎，也没能力撒谎，他有的只是一些真实的体验。这就形成了叙述和接受的巨大反差，叙述者是孩子，什么也不懂，而阅读者是成熟人，他们明白事情的原委。人们生活在死亡地带，死神随时会降临，被暴打致死，被用做实验对象而死，被大批地毒杀而死，被强迫做重役劳累而死，孩子身处于这样的因境之中，却浑然不觉，这是何等的悲哀和可怕呀。另一层面上，少儿视角的叙述，表面瞧是作家感觉上的回归，可事实上，“作家通过换取角度——以一种曾经拥有但现在已陌生了的感受重新感受和诠释世界，他所表达的经验本质上还是成年人的。”也就是说，作为视角拥有者的久尔吉表面上是个孩子，但实则上是一个成年知性人的记忆回流，其中恰是隐含了作者的真实意图。这样，少儿视角的叙述就潜存了二种不同的眼光：一种是“我”从现在回忆往事的眼光，一种是“我”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由此，在《无命运的人生》中，“众多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他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形成了类似于复调诗学的魅力。读者不仅可以关注显现在文本中的世界，获取一种特殊的体验，同时也可以思考潜存的另一个世界，得到一种自己的理解。少儿世界是载体，成人世界才是内核。少儿世界的单纯乐观，恰好反衬出了成人世界的复杂可悲，作品的艺术张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充。4、叙事修辞的运用：为了使叙事达到某种预期的效果，在叙述过程中，作者对叙事修辞总要做出相应的选择，比如重复、象征、误会、隐喻、对比等，《无命运的人生》也运用了不少修辞手段，反讽和象征运用得尤其成功。 反讽反讽是“作者由于洞察了表现对象在内容和形式、现象与本质等方面复杂因素的悖立状态，并为了维持这些复杂对立因素的平衡而选择的一种暗讽、否定意味和揭示性质的委婉幽隐的修辞策略”。也就是说，反讽的运用旨在促使读者既去关注小说表面的词义，更多地去关注词语的对立面而得到更为丰富、立体的感受和启发。在反讽的运用中，作者往往不直接进行陈述或对有关问题发表看法，他会以一种超然的距离感使自己“置身事外”，只呈现对立的双方，产生召唤效应。在《无命运的人生》中，举例：“过了一会儿，我也走到窗口旁：我什么也没看见。外面的黎明凉爽而又清香，广阔的原野上弥漫着灰色的雾霭，突然，就像是响起一声号角，一束锐利而又尖细的绝色光线从我们身后的某个地方射来了，我明白：我看到了日出。布痕瓦尔德位于一个冈峦起伏的地区，坐落在一道小山梁上。这里空气清新，四周丰富多彩的景观，郁郁葱葱的层林，还有下面小院里的农舍红瓦顶却是那么的赏心悦目。 ”很明显，这样的叙述写出了少年久尔吉在集中营中的生活感受，也写出了他在被转送集中营途中的欣悦心情。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喜悦的感受和赏心悦目的观感来自于被关押在死亡之窟期间，死神恰似乌云隐藏在明媚云霞和阳光之后，随时都有可能现身。孩子天真的感受与无法想象的现实处境之间，善良人的美好愿望和残酷的现实状况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就是反讽的力量，虽然内在，却有巨大的冲击力。再来看作品的另一个段落，是关于对德国人的看法。叙述者通过其他人的话语说出了对德国人的看法：“关于德国人的情况，我也马上听到了各种各样的看法。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有经验的老人都承认，不管德国人对犹太人抱有什么样的看法，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德国人本质上是清洁、诚实的人，喜欢秩序和工作，如果别人也具有这些特点的话，同样也会得到他们的尊敬的。”这是被德国人关押和欺侮着的犹太人的话语，犹太人同样有着这些好品质，可却被同样可尊敬的德国人关进了集中营，且被无端地屠杀，善良的犹太人与凶狠的德国法西斯分子间形成了多么刺眼的反差。另一方面，被认为可以尊敬的德国人却在做着如此触目惊心的恶事，关于德国人的认识和德国人的行为又形成了多么大的反差。叙述者是平和的，但说出来的话与现实可见的事实却构成了强烈的反讽，这是一种多么让人苦涩的现状呀。 象征象征具有一种具象符号化的性质，一般来说，具有象征意味的物象无论是出于人物直接的陈述还是叙述者对一些自然物的描述都融进了作者的情感，因此，此时的物象饱含了情感的寄托物。在小说中，象征的运用往往围绕人物展开，以一种强调的原则突出作者对这些物象的特殊关心，一方面烘托小说的气氛，另一方面让读者体会到作者对这些物象的特殊感受及赋予的特殊含义，可以细细品味。在《无命运的人生》中，最明显的有象征意味的物象就是集中营。对作者来说，集中营生活永远无法忘记，在小说中，久尔吉对于集中营这个物象也是感情复杂而难以忘怀。在作品中，他不止一次地描述了几处不同的集中营：“他们问我有没有看到地名。我看到了，而且在晨曦中，在建筑物相对狭窄的、正对着我们列车行驶方向的这一侧屋檐下，我看到了二个词：‘奥斯维辛——比克瑙’——这就是我所读到的，它们是用德国人那种线条尖细的花哨字体写成的，并且是用双波浪线形的破折号连接起来的。 ”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也有带花纹的铁门，其内部设施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差别不大；蔡茨集中营要寒碜一些，没有浴室和焚尸炉。但这些集中营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四周都有铁丝网拦住。这样一个物象在读者面前一再出现，很自然地就会使人想起战争、专制、人性的残暴、死亡、恐怖等，而作者在其中倾入的是“不知其所以然”的情感，就很容易激起读者的反应：在这样的地方，作为人的尊严、对生命的尊重已无从谈起了，从而产生更丰富而深刻的联想。当然，《无命运的人生》的叙事技巧远不止这些，可就在这些貌似平常的技巧中，读者已经可以感觉到其强烈的艺术效果了：因为事实而吸引人，因为易读而有感知，因为反差而有冲击力。这真可谓大智若愚，大巧若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