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什么血型
朱元璋的简介
太祖朱元璋，字国瑞，生于1328年，父母早逝，家境贫寒，年轻时曾入寺为僧。1352年率众投红巾军，参加元末的农民起义，攻下南京后运用“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方针。壮大军力，前后击破陈友谅，张士诚部，1368年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建元“洪武”。 朱元璋称帝后半年激北伐军攻克大都，元亡。统一全国后，朱元璋采取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措施。改革中>央的地方的行>政机构。废除丞相制，设立六部，直接由皇帝负责。调整军事机构，推行科举制度，加强法制。加强了皇帝的统>治。 朱元璋称帝后，开始大肆诛杀有功之臣，并大兴文字>狱。对明处文化思想起了严重的束缚作用。 朱元璋在位31年，死于1398年时年71岁。
朱元璋的历史
元天顺帝天历元年（1328） 1 九月丁丑，元璋生。 元顺帝至元年六年（1335— 1340） 8— 13元顺帝三年开始， 弥勒教先后起义被镇压。 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 14 山东、湖广、燕南平民为盗，多至三百 余处。 至正四年（1344） 17 春：淮北大旱，继以瘟疫，元璋父母兄次兄相 继病死。秋九月，元璋入皇觉寺为沙弥。一月后，云游淮西颖州一带。 至正五年- 七年（1345— 1347） 18—20 游方淮西未归。 至正八年（1348） 21 年底，回皇觉寺。 至正九年- 十一年（1349— 1351） 22— 24 皇觉寺静待。 至正十二年（1352） 25 闰三月，投郭子兴部下为兵。 至正十三年（1353— ） 26 南略定远，下滁州。 至正十四年（1354） 27 屯军滁州。 至正十五年宋小明王龙凤元年（1355） 28 正月，克和州，奉郭子兴 命总诸将。 四月，常遇春来归。 五月，廖永安、俞通海以水军降，元璋下采石取太平。 小明王命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佑，元璋为左右副元帅。 九月，郭张二帅攻集庆，皆死之。朱元璋尽有郭部。 至正十六年龙凤二年（1356） 29 二月，攻取集庆，改名应天府，又 遣徐达攻取镇江。六月，元璋部将邓愈克广德。小明王升朱元璋为江南等处行中书 省平章。 至正十七年龙凤三年（1357） 30 占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熟、 徽州、池州、扬州等地。 至正十八年龙凤四年（1358） 31 二月，以康茂才为营田使，实施屯 田。十二月，自将攻婺州，改为宁越府。 至正十九年龙凤五年（1359） 32 克诸暨、衢州、处州等地，命宁越 府立郡学。小明王升朱元璋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 至正廿年龙凤六年（1360）33 陈友谅攻应天，朱元璋大败之，遂复太 平。徐寿辉旧将以袁州降于元璋。 至正廿一年龙凤七年（1361）34 元璋击陈友谅于江州，友谅败走武昌。 遂分兵取南康、建昌、饶州、蕲州、黄州、广济等
朱元璋打一生肖?
“必中”朱元璋，问题是谁必中朱元璋。当然是朱元璋的老婆咯，朱元璋的原配夫人在朱元璋还没当皇帝是就已看中了朱元璋，“马夫人”，今期看“马”咯。。
朱元璋的所有儿子名字
长子：朱标 懿文太子 二子：朱樉 秦愍王 三子：朱棡 晋恭王 四子：朱棣 初封燕王 五子：朱橚 周定王 六子：朱桢 楚昭王 七子：朱榑 齐恭王 八子：朱梓 潭王 九子：朱杞 赵王 十子：朱檀 鲁荒王 十一子：朱椿 蜀献王 十二子：朱柏 湘献王 十三子：朱桂 代简王 十四子：朱楧 肃庄王 十五子：朱植 辽简王 十六子：朱栴 庆靖王 十七子：朱权 宁献王 十八子：朱楩 岷庄王 十九子：朱橞 谷王 二十子：朱松 韩宪 二十一子：朱模 沈简王 二十二子：朱楹 安惠王 二十三子：朱桱 唐定王 二十四子：朱栋 郢靖王 二十五子：朱(木彝) 伊厉王 二十六子：朱楠 未封王
朱元璋的家族名字特点
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小时候父母给他取的名字叫重八，长大后自己改名为兴宗，后来才改名为元璋，字国瑞。时下流行的一本通俗历史读物《明朝那些事儿·朱元璋卷》，开篇为朱元璋列出一份档案，在姓名与别名的栏目里写道：“姓名：朱元璋别名（外号）：朱重八、朱国瑞。”①将朱重八列入“别名（外号）”一栏，显然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把朱重八、朱兴宗单独列为“曾用名”一栏。 那么，朱元璋的父母为什么给他取这样的名字呢？这本通俗历史读物的作者解释说：“取这样的名字不是因为朱家是搞数学的，而是因为在元朝，老百姓如果不能上学和当官就没有名字，只能以父母年龄相加或者出生的日期命名。（登记户口的人一定会眼花）”既然是以父母年龄相加或者出生的日期命名，他的名字应该是两个数字，所以作者说：“朱重八，这个名字也可以叫朱八八。”②但是，朱元璋生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农历（当时使用农历，即阴历）九月十八日（阳历10月21日），这一年他父亲朱五四48岁，母亲陈氏43岁，父母俩的年岁相加91岁，如果朱元璋的名字是以父母的年岁相加或者出生的日期命名，他的名字应该叫九一或一八，怎么说也不会是重八或八八了。 其实，这位作者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宋元以来的封建社会，平民百姓没有职名的，除以父母的年岁相加或者出生的日期作为称呼外，还有以行辈命名的。清代俞樾《春在堂随笔》即云：徐诚庵大令为余言：“向见吾邑《蔡氏家谱》有前辈书小字一行，云：‘元制：庶民无职者，不 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此于《元史》无征，然证以明高皇（即明太祖朱元璋）所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其为元时令甲无疑矣。见在绍兴乡间，颇有以数目字为名者。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或名为五九，五九四十五也。”以上并徐君说。余考明勋臣开平王常遇春，曾祖四三，祖重五，父六六；东瓯王汤和曾祖五一，祖六一，父七一，亦以数目字为名。又考洪文敏《夷坚志》所载宋时杂事，如云兴国军民熊二；又云刘十二，鄱阳城民也；又云南城田夫周三；又云鄱阳小民隗六；又云符离人从四；又云楚州山阳县渔者尹二；又云解州安邑池西乡民梁小二；又云董小七，临川人；又云徽州婺源民张四；又云黄州市民十六，其仆崔三；又云鄱阳乡民郑小五；又云金华县孝顺镇农民陈二。诸如此类，不可胜举。又载阳武四将军事云：访渔之家，无有知之者，亦不曾询其姓第，识者疑为神云。按言姓第，不言姓名，疑宋时里巷细民，固无名也。③ 重八这个名字就是按照行辈的次序而取的。他属于“重”字辈，有四个堂兄分别叫重一、重二、重三、重五，三个胞兄分别叫重四、重六、重七，他年纪最小，就叫重八。既然是按辈份取名的，这个重八，就不能叫八八，重一、重二、重三、重四、重五、重六、重七同样也不能叫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事实上，翻遍明代的史籍，也从不见有称朱元璋兄弟为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的记载。 这位作者主张：“其实历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好看。”他的这本通俗历史读物，用了很多流行文学的描写手法和表现方式，文字俏皮、幽默，确实好看。但是历史虽然是已经发生过的往事，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是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任何历史作品，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是学术著作还是通俗读物，都应该真实地反映历史的面貌，揭示其丰富的内涵。否则，戏说历史，真假混淆，就无助于人们认识历史，得到有益的启迪了。因此，历史作品应该写得好看，更要写得真实。真实是历史作品的生命之所在。
朱元璋老婆马皇后属什么生肖
这个。。。历史上没有确切的记载，没准朱元璋属龙呢？(表抽我)
电视剧 陈友谅为什么没当上皇帝，因为选好的龙脉被朱元璋的老爸佔了
朱元璋一手好牌，实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积累了足够的实力，等于最后是以堂堂正正的大势赢得了天下，所谓的龙脉被佔一方面是失败者败犬的悲鸣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另一方面也是朱元璋有意为之，佔了龙脉一说为老朱家坐天下提供了精神理论的支援。个人见解，望采纳。
朱元璋出身
朱元璋出生于元朝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公历1328年10月21日）濠州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东）太平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在《实录》当中和朱元璋的回忆当中，都说他自己出生在濠州钟离之东乡，濠州钟离。但是后来，特别是到了嘉靖、万历以后出现的材料当中，说他出生在泗州盱眙，而且越传越神。所以现在就有出生地的一种争论。这种争论在明朝、在清朝就开始了。我看，朱元璋的出生地还应该是凤阳，就是以濠州钟离为准确。
明朝朱元璋的生日是多少
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字国瑞。[1] 原名重八，[2] 后取名兴宗。汉族，濠州钟离人，明朝开国皇帝。
朱元璋为了巩固其子孙后代地统治大力诛杀功臣的恶果
1、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朱棣造反时建文无大将可用，导致建文的失败，朱棣的成功 2、汉书》中有一段从韩信嘴里说出来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说的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大杀功臣的事，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尽管刘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还是遭致后人无穷的非议。如果把他与朱元璋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刘邦不过是在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势下的一场武装反击，朱元璋则是在并无反叛迹象时精心策划一场又一场大屠杀，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概加上“胡党”、“蓝党”的帽子。 所谓胡蓝党案，即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本质就是明朝开国皇 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开杀戒，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开国皇帝杀功臣，一向是敏感话题。 首先触及这一话题的是吴晗，1934年他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胡惟庸党案考》，广泛收集史料，进行严密细致的考证，把已经变得扑朔迷离的胡惟庸党案的真相揭示出来。他说：胡惟庸党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即使明朝人也未必深知，这原因大概是由于胡党事起时，法令严峻，著述家多不敢记载此事。时过境迁以后，实在情形已被湮没，后来史家只能专凭《实录》，所以大体均属相同。他在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胡惟庸党案的要害：“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自己并肩起事的一班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然而几十年后他修订出版的《朱元璋传》，却见不到如此锋芒毕露的分析了，只是在书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回避了这个尖锐而又敏感的话题。当然他也有他的难处，生怕引起新朝当权者的猜忌。但是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读明史首先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历史学家，不存在甚么该讲甚么该回避的历史现象，秉笔直书历来是史家的基本史德。 直白的说，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是朝廷高层权力较量的必然结局。由于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开国元勋的特殊贡献与特殊地位，势必形成相权与将权分割皇权的现象，这对于朱元璋这个权势欲极强，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无法容忍的。此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权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将们以为开国有功，趾高气扬，飞扬跋扈，如果不加以制服，那么他的子孙继位之后，局面将会不可收拾。这样，矛盾激化了。朱元璋抓住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然后蔓延株连，把那些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以及那些并不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处死，形成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页。 当然，开国元勋并非没有问题，不少人居功自傲，肆无忌惮，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洪武六年，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犯法，凌暴乡里，地方官奈何不得，十分不满，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凡是公侯家人倚势凌人，侵夺田产财物，私托门下影投差徭者，处以斩刑。这种做法似乎和战国时代的“铸刑鼎”有点类似。法律条文要用铁榜这种古老的形式来公布，一方面说明那些被封为公侯的开国元勋们依仗功劳权势而违法乱纪，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说明主张“治乱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们过于放肆。在这个禁令中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要毫不留情地予除的信号。 朱元璋成为开国皇帝后，昔日的谋士二李善长出任左丞相，猛将徐达出任右丞相，徐达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操于李善长之手。 李善长是在朱元璋攻略滁阳后，接纳下来的谋士，在帅府决断进退赏罚章程。朱元璋称吴王时，他出任右相国，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洪武元年顺理成章地担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当他的儿子被皇帝招为驸马后，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朱元璋对于淮西集团权力过于膨胀，从而威胁到他的皇权，是有所提防的。他有意撤换李善长，为此向刘基请教合适人选。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以元末进士出任地方官。朱元璋打到浙东后，礼聘他为谋士。足智多谋的刘基向他的主公提出削平群雄的谋略——先图陈友谅，后取张士诚，再北伐中原，帮助朱元璋成帝业，其功劳并不逊色于李善长。由于他不是淮西集团中人，开国后大封功臣时，只封为诚意伯，岁禄240石，与李善长封为韩国公，岁禄4000石，相去甚远。而且他只不过是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副长官)，并无多大实权。 朱元璋对刘基颇为信任，为了撤换李善长，另择丞相人选，而征求他的意贝，君臣之间有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话： 刘基虽然受到李善长的排挤，仍然出于公心劝导主公不要撤换李善长：“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 朱元璋说：“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 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难以在朝廷施展手脚，坚决辞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并不因为与杨宪有私交而说昧心话：“(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杨)宪则不然。”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偏浅殆甚于(杨)宪。”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在刘基看来，胡惟庸最为糟糕，好比一匹劣马，叫它驾车，必然会翻车坏事。 朱元璋见以上人选都不合适，再次邀请刘基出任丞相：“吾之相，诚无逾先生。” 刘基再次推辞：“臣疾恶太甚， 又不耐繁剧，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 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选择了胡惟庸——一个远不如李善长善于出谋划策，却精于拍马奉承玩弄权术的小人。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同乡(都是定远人)，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洪武三年，因李善长的提携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代汪广洋为中书省左丞。以后又拜右丞相，继而为左丞相。由于他逢迎有术，深得朱元璋宠信，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正如《明史》所说：“帝以(胡)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活脱脱一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嘴脸。大将军徐达得悉他的奸猜行径，深恶痛绝，把他的劣迹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后，引诱徐达府上的门房，企图加害徐达，虽然未能得逞，此人心计毒辣的小人心态却暴露无遗。他自恃与李善长关系非同一般(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为妻，结成姻亲)；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 刘基鉴于在朝廷难以立足，于洪武四年告老回乡，怕遭致政治灾祸，索性隐居山中，不再与闻政汉，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口不言功。他想逃避现实，但政治斗争的漩涡仍然把他卷了进去。胡惟庸获悉刘基曾在皇帝面前说他无能，怀恨在心。当时胡惟庸以左丞掌中书省事，指使亲信官员攻击刘基，无中生有地诽谤刘基用有“王气”的十地营造自己的坟墓，图谋不轨，刺激朱元璋的猜忌心理。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刘基被剥夺了官禄。刘基惧怕带来更大的祸水，赶赴南京当面向皇帝请罪，并且留京不归，以明心迹。不久胡惟庸当上了左丞相，刘基大为悲戚：“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从此忧愤成病，没有多长时间就死去了。关于刘基的死因，后来胡惟庸案发，有人告发说，刘基是胡惟庸毒死的。 对于刘基的死，孟森十分感慨地说：刘基的归隐，实为惧祸，激流勇退。(朱)元璋视其为张良，因而他俩之间知无不言，言听计从。刘基每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朱)元璋每恭己以听，呼为老先生。然而激流勇退尚且不免于祸。 朱元璋后来与刘基的儿子谈起此事，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胡党”身上。他说：“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蛊了。”那意思是说刘基是被“胡党”毒死的。他还说：“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朱元璋公开对外也是这样说：“后来胡家结党，(刘基)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刘基)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朝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涨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瘪瘪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了。”一口咬定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但是据吴晗考证：“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如果吴晗的考证正确，那么刘基的死，就更具有悲剧色彩。朱元璋对亲信存有二心，连视为张良的刘基也不放过，却轻信胡惟庸，听任他胡作非为，又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凭他的权力威望，“胡家结党”他真的“说不倒”吗?后来终于对胡惟庸下手，其实也是对亲信存有二心的逻辑发展。 胡惟庸的专断独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不甚明显。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使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绰绰有余，要以它来罗织一个“胡党”，株连一大批功臣宿将，却未免牵强附会。 为了把罪网罗织得更大，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胡惟庸死后，他的罪状逐步升级，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置那些“胡党”于死地。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由此着手制造罪状最具杀伤力，于是乎胡惟庸死后罪状升级为“通倭通虏”，用它来株连开国元勋。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大批功臣完全是无辜的。胡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的，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 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谋反”。朱元璋唆使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看得出来，朱元璋要借此除掉李善长，他冠冕堂皇地说：“(李)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这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及其一门七十余人被杀，纯属冤案一桩。一年以后，解缙上疏为其申冤，他起草的《论韩国公冤事状》，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大意是：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是第一勋臣，假使帮胡惟庸成事，也不过如此，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朱元璋看了以后，无话可说，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株连蔓延达数年之久。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浙东四先生”也未能幸免，叶 以“胡党”被杀，宋濂的孙子宋慎也牵连被杀，宋濂本人则贬死于四川茅州。 后世史家对胡惟庸党案颇持怀疑态度。王世贞就对胡惟庸“谋反”之说表示难以相信： 谈迁说得更加明确：“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可谓一语道破。 蓝王党案也是如此。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战功显赫。洪武二十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皇恩浩荡之下，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将权与皇权的冲突。于是 除的网罗正在悄悄逼近。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装模作样审讯的结果，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逆臣录》，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从保留下来的《逆臣录》可以一眼看出， 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陈四益《罗织的证据》一文对此嘲讽道：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承，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 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网户。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说是因为出征回家，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当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蓝玉如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哪里有见人就说的道理?何况还是些无足轻重的打鱼网户和染匠。仅此一点，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怀疑。《逆臣录》是如此这般炮制出来的，目前已经散佚的《昭示奸党录》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无关，但是他也没有幸免。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洪武三年就申请告老还乡，还是顾虑 与儿子朱同难保平安无事，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 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儿子朱同却并未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令人唏嘘不已! 开国功臣惨遭大屠杀后，朱元璋才说：“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已经杀得差不多了，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 一个出身卑贱的游方僧，当了皇帝以后，权势欲如此强烈，丝毫容不得对皇权的潜在威威胁，大张旗鼓地罗织罪状，杀戮功臣，必欲“除恶务尽”方才罢休。纵观历史，这样的大屠杀恐怕算得上绝无仅有之事。个中缘由值得每个读史者细细玩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