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风水
古人是如何靠风水改变命运
古代的需要看风水古籍上的案例。我们仅举个近代的内战，茅为什么选择延安，后又定都北京，从风水上讲，延安是生门、北京是休门，八门中的两个吉门，所以这就是风水的应用。但是准确的讲不是风水改变了命运，而是命运成就了风水。现代人往往将风水视为因，命运视为果，其实本末倒置。如上例，表面好似做出了正确的风水决策才得以称王，实则因为是王命，才得以去延安和定北京。福人居福地，就是说只有好的命运的人才能住在风水好的地方，身边的风水实际上是命运结果的体现。好比一个人很旺，所以看上去精气神很好，而一个很衰的人，即使他穿衣打扮，但实际难掩衰相。所以通过给他穿衣打扮调整风水，实则没太大用途。希望对你有帮助
古人为什么注重阴宅的风水
就像中华的阴历一样，是古人集体并且不同时代创作的结晶。再如《周易》，那时候古人的创作，直到现在还是被人们用作占卜，其中的哲学思想永远不会失去她的光彩。
古人怎样破坏坏人的风水
古人怎样破坏坏人的风水_——古人坏别人的风水是挖、填、埋、砍、刺等方法。
我是一个，易经，六爻。风水。学爱好者。古人有句话，学会大六壬，来人不用问。学会奇门遁，能把天下论。
古人云：精通大六壬，奇门遁甲其中一项可以称作神。但是梅花易数又有谁能超过邵康节，一辈子能精通一项已经是人上人了兄弟。
梦见老房子老家具古人
梦见房子，预示找到好工作。 梦见老房子，代表思念自己的家(©www.sosuo.name)。 梦见经常我家老房子，这两天重心摆在生活起居上，有计划装潢房子的朋友，可以与设计师达成一定的共识，将自己的环境打造的美轮美奂，凡事都是一分钱一分货，在价格方面可能就没办法控制自己的预设范围，有时候就别太强求，稍微转变一下思维，就不会让人烦闷了。
古人怎么解释：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修阴德五读书
楼主，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信则有，不信则无。请参考！
古人起字是依据什么啊 怎么起的啊
以下是完整版的回答，多少再追加点分吧 中国古人的姓名字号 中国古人的姓名字号 楚庄 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姓，就是某一群人（氏族、家族）共用的名；名，就是个人独用的姓。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物的姓氏，如有熊氏、牛蟜氏、青云氏等，今天看来可能都是氏族的名称。上古时代氏族以自然物为氏族标志①，因而这些名称大都和生物和自然现象有关。这些氏族名称以后就可能演化为姓（如熊、牛、云等）。古代称呼人还往往冠以地名（如傅说，“傅”是地名）、职业名（如巫咸，“巫”是从事占卜的人）、祖先的名号（如仲虺，是奚仲的后人）等，这类称呼固定下来也就是“姓”。如鲁、韩、宋等，是以地名，为姓；东郭、西门、池、柳等，是以住地的方位、景物为姓；师、祝、史等，是以职业为姓；上官、司马、司徒等是以官职为姓；公孙、王孙最早是指其先人是公或王；穆、庄等姓是用其先人的谥号。从春秋战国时一些人的称呼中我们还能看到姓氏形成的一些痕迹，如展禽因住地有柳又称“柳下惠”，公输班因是鲁人又叫“鲁班”，公孙鞅又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封为商君称 -------------------------------------------------------------------------------- ①世界古代史学者称这种氏族标志（也是氏族崇拜对象）为“图腾”。 “商鞅”等。此外，在中华各民族交通往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姓氏如呼延、慕容、尉迟等。 姓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姓未必就是一个起源。、如“贺”，有的是原姓“贺兰”或“贺敦”简化为“贺”，有的是原姓“庆”，因避皇帝讳而改姓“贺”。姓也因政治、地理、民族等等原因而变化。如五代时吴越的“刘”姓因避讳（“刘”与吴越王“钱鏐”的名同音）改姓“金”；明代“靖难”①之后，黄子澄的后人因避祸改姓“田”，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而改“拓跋”姓为“元”姓。又如“汉代诸县（今山东诸城）的“葛”姓迁到阳都（今山东沂水），为了和当地的葛姓区别就称为“诸葛”，而齐地的“田”姓外迁，以外迁的次第改姓“第一”、“第二”……（如东汉名臣“第五伦”）。可见，姓就是一种符号，是可以因事因地因时而变换的，并不象封建宗法制的维护者所宣传的那样神秘和神圣。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盘庚、武丁等和干支相联系，可能和某种时辰有关。春秋时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郑庄公名“寤（牾）生”，则是他母亲难产的纪实。可见那时有些名字还是很朴素的。但那时有些人名所用的字也有特定的含意，这含意并因同时出现的“字”而更为清楚。“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屈原在《离骚》里自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就是“平”，“灵均”就是“原”。他名“平”字“原”，“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 -------------------------------------------------------------------------------- ①明代燕王朱棣以讨伐黄子澄等为名起兵攻破南京，推翻建文帝，自己当了皇帝（即明成祖），当时号“靖难”。 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和“游”也是同义。又如唐代书法家禇遂良字登善、宋代文学家曾巩字子固，他们名、字中的“良”与“善”、“巩”与“固”也都是同义。“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西晋文学家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两颗星。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是过错），因能“补”过才能“无咎”。“渔”（打鱼）、“樵”（砍柴）常为侣，宋代史学家、《通志》的编者郑樵字渔仲；“渔翁”又常戴“笠”，清代文学家李渔字笠翁。“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清代作家管同字异之，他们“名”、“字”中的“熹”与“晦”、“頫（俯）”与“昂”、“同”与“异”都是反义。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书古典，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有“非不伟其体干也”句；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三国赵云字子龙，取自《周易》“云从龙，风从虎”；唐代文学家陆羽（著有《茶经》，后世尊为“茶神”）字鸿渐，也是取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元末戏曲家高明（著有《琵琶记》）字则诚，取自《礼记》“诚则明矣”；明代军事家于谦字廷益和清初文人钱谦益字受之，则都是用《尚书》中“谦受益”的典故。名和字之间意义上的联系有的明显，有的隐晦。如明朝的唐寅字伯虎，“寅”、“虎”是干支生肖的关系，比较明显；而清代曹寅字子清，“寅”、“清”却取自《书经》里“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这句话，这就比较隐晦。有的人不只一个字。如前述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清代蒲松龄字留仙又字剑臣等。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长女。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唐代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杲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颜真卿（以书法传世）也用“卿”字。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嬴、朱常询等，第二字共用“常”，第三字共用“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祯帝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等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有半个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朱用纯的柏庐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如苏东坡、郑板桥、朱柏庐等）甚至超过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象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南宋画家郑思肖在宋亡后自号“所南”（表示心向南方，和文天祥诗“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是同样的意思）、“木穴国人”（木穴合写为“宋”，表示不忘故国）。明末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春秋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音古，指黑公羊）皮赎回相秦，人称“五羖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绰号。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成语“笑里藏刀”的起源），又号为“人猫”；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当时号为“三旨相公”，这两个绰号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脸。《水浒》里梁山上一百○八人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除了上述的字、号外，历史上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 一、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宋代苏辙称为苏栾城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幅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鸿章（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司农）的翁同龢（常熟人），却利用“地望”的双关语义讽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贪婪豪奢。 二、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称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称班定远（曾封定远侯），蔡邕称蔡中郎（曾任中郎将），三国嵇康称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杜拾遗（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 三、弟子或后人所上的尊称。如宋周敦颐称濂川先生，北宋吕本中和南宋吕祖谦先后称东莱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还有在死后由门人、后人上的尊号（“私谥”）如隋代王通的文中、晋代陶潜的靖节等。 四、谥号，即死后由皇帝颁赐的荣称。如宋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明徐光启称徐文定、清纪昀称纪文达等。 五、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分指汉代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他们编纂的《礼记》也分别称为《大戴礼》、《小戴礼》），晋代作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别称为大阮和小阮（“大阮”和“小阮”因而成了“叔”、“侄”的同义词），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也被称为大、小谢。唐代诗人中老杜（亦作大杜）专指杜甫，小杜专指杜牧。老苏、大苏、小苏则指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六、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如“伊吕”指商伊尹、周吕尚；“马班”（或“班马”）指司马迁（《史记》作者）、班固（《汉书》作者）；唐诗人中“李杜”是李白、杜甫，“元白”是元稹、白居易；“韩柳”是韩愈、柳宗元。还有前面提到的大谢小谢合称“二谢”，加上南朝另一诗人谢眺又合称“三谢”；“二程”专指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兄弟；苏洵、苏轼、苏辙又合称“三苏”。 七、在唐代还常以行第连同姓名官职等称人。王维有诗题《送元二使西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其中的名句）、唐诗中屡见《答王十二》、《问刘十九》、《同李十一醉亿元九》、《送裴十八图南》、《寄丘二十二员外》之类的题目，都是以行第称人的。如李白是李十二、韩愈是韩十八、柳宗元是柳八、元稹是元九等。行第还可连同名和官职并称，如裴图南称裴十八图南、杜甫称杜二拾遗、白居易称白二十二舍人等。宋代也还有此风习，如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上述这些起着姓名作用的地点名称、官职名称等，大都是他人、后人为表示尊敬或方便而使用的，本人自己并不使用。这一点是和姓名不同的。但是，这些称呼既已使用，大都因历史上长期沿用而固定下来。如孔融因在北海任相而称“孔北海”，但不以其籍贯而称鲁国；王安石以籍贯而称“王临川”，但不以曾在鄞县任官而称鄞县。杜甫曾任工部员外郎和左拾遗，因而称“杜工部”、“杜拾遗”、但他还任过参军、参谋，却不称杜参军、杜参谋。唐李贺只以籍贯称“昌谷”，南北朝鲍照只以职衔称“参军”。“李杜”多指李白、杜甫，不用来称李贺、杜牧。宋代画家米芾的儿子米友仁，也是画家，世称“小米”，但米芾却不称“老米”，而多称“米南宫”“米颠”。总起来说；并不是所有的古人都可以用地名或官职名等称代；也并不是所有与某人有关的地名、官职名都可以用来称代某人。这是历史上约定俗成的习惯，并不见得有什么道理。 在封建社会里，姓、名、字、号不仅以它的字形、字义反映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而且也常被直接用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除了颁赐“谥号”之外，“赐姓”、“赐名”也是统治者用来维系或加强其统治的一种手段。唐朝沙陀族的朱邪赤心就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而被赐以“国姓”（皇帝的姓）“李”，赐名“国昌”（他的后代就袭用“李”姓。在五代时，其孙李存勖并利用这个“李”姓建立后唐，即后唐庄宗）。唐玄宗的宠妃杨贵妃的哥哥杨钊，被赐名“国忠”，是天宝年间炙手可热的权臣。唐僖宗时黄巢起义军的叛徒朱温，降唐后被赐名“全忠”；他篡唐自建梁朝后就不便再用唐的赐名，又改名“晃”。明代太监郑和本姓马，因随燕王起兵而被赐姓“郑”（他就是著名的“三保太监”，曾七次受命率船队出使南洋）。明末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也曾被南明隆武帝赐姓“朱”（因而闽台人民称他为“国姓爷”）。与“赐姓”、“赐名”的笼络、褒奖作用相表里，统治者还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人改易姓名，进行迫害镇压。由于宗室内部的斗争，三国时吴帝孙皓追改他的堂弟孙秀的姓为“厉”；唐玄宗也曾改新兴王李晋的姓为“厉”。清雍正帝上台后强令他的弟弟（他争夺帝位时的对手则胤禩改名为“阿其那”（满语：狗）、胤禟改名为“塞思黑”（满语：猪）。武则天也是一个热中于赐姓改姓的统治者。她称帝后，把当时的唐中宗和以后的唐睿宗先后改为“皇嗣”，赐姓“武”；又曾强令中宗皇后王氏改姓“蟒”。徐敬业先世已被唐太宗赐姓李，因起兵反对武则天又被她取消赐姓，复姓徐。 在姓名问题上反映封建帝王在政治上和人格上的绝对统治地位的，还有“避讳”。即原来为整个社会共同使用的某个汉字，一被当代皇帝用为名字，就被皇帝垄断专用，臣民不许使用，这种字叫“讳字”，这种作法叫“避圣讳”。违反了这一条就是“犯上”、“大不敬”，甚至“大逆”，就成为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严重问题。在姓名问题上，也是充分反映了专制帝王统治的专横和残暴的。 以上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姓名字号之类，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观念形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封建帝王显示其淫威，实行专横统治的直接工具。从这点上说，我们今天直接以姓名作为古人的代号就行了，已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由于它们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被广泛使用过，又是我们不能完全回避得了的。如《正气歌》的作者文天祥，字履善，又字宋瑞（祥、善、瑞三字同义），历代还常称他“文文山”（自号）、“文丞相”（官职）、“文信国”（封号）等，他的著作也分别题名为《文山集》、《文丞相集》、《文信国公集》、《文信公题杜诗》等。又如《四库全书》中以“王”为首字题名的著作有五十多种，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字号或其他代称题名的，如《王子安集》（唐王勃的字）、《王天游集》（明王达的号）、《王阳明集》（明王守仁的尊号）、《王文成公全书》（明王守仁的谥号）、《王荆公诗注》（宋王安石的封号）、《王右丞集》（唐王维的官职）等。还有很多姓王的人的文集，题目上根本无姓名，如《临川集》（宋王安石原籍临川）、《凤洲笔记》、《弇州山人题跋》（明王世贞，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渔阳文录》（清王世祯，号渔洋山人）、《船山全集》（清王夫之，尊称船山先生）等。如果我们对古人姓名字号的知识毫无了解，会给我们阅读古代的著作文献增加很多困难。另外一方面，这些字号之类既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的客观存在，并且作为使用者表达自己的志趣的一种手段，我们也就可以利用它作为我们研究古代人物思想生活的参考，前面提到过的“放翁”“木穴国人”“八大山人”就是例子。名、字、号还由于它的命名原则和含意，古典文学的作家也利用它对自己作品里的人物命名取号，作为塑造人物刻画人物以及表达作者爱憎的一种辅助手段。《水浒》第十四回介绍吴用时说：“这人乃是智多星吴用，表字学究，道号加亮先生……”寥寥几笔，通过名、字、号的介绍，勾画出的轮廓是：一个知识分子（字学究），但不是腐儒书呆子（名用，和字连起来是学能致用），他足智多谋（智多星），是诸葛亮类型的人物（加亮先生）。以后故事情节中出现的吴用的艺术形象也正是如此。《红楼梦》中很多人物的命名，也都各有寓意，这更是人们所熟知的。清代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和晚清小说《孽海花》里面的人物原型都是当时的著名人物，小说里人物的名、字、号的命名都和人物原型的名、字、号有关，我们可以根据它们的联系求本溯源。如《孽海花》中的威毅伯是李鸿章（封爵号肃毅伯）、丁雨汀是丁汝昌（汝昌字禹廷，用谐音），方代胜字安堂是袁世凯（字慰亭，因方圆、世代、凯胜、安慰、亭堂这几组字的关系而组成小说中的名、字）等等。此外，“号”还常被古代的作家尤其是书画家当作笔名使用。如明代的《金瓶梅》题为“兰陵笑笑生”著，清代的《老残游记》题为‘洪都百炼生”著，《红楼梦》三十七回写宝玉等结社作诗要先起别号。至于书画落款用别号的就更多了。从以上这些片断的例子可以看到，古人姓、名、字、号方面的知识，对我们阅读古籍以及研究古人的思想、风格和古代社会生活，还是有一定作用的，需要我们对它有所了解。
古人怎样起名字?
：“名字”一词，在古代代包括“姓”、“名”、“字”三个部分，三者各有各的性能和作用，是三个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整 古人刚生下不久就有了名，长大以后要取字，两者相连，通称名字。关于二者的作用，清朝人王应奎曾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意思是说，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字则是表示德行的。二者性质不同，用途也不大一样。一般说来，古时候，名是阶段性的称呼，小时候称小名，大了叫大名。等有了字，名就成了应该避讳的东西，相称时也只能称字而不称名。 名与字在多数情况下共同构成一个人的代号，尽管用途不尽相同，二者之间还是有联系的。古人大多因名取字，名与字内容毫不相干的情况几乎见不到。如三国时的名将张飞，字翼德，在这—名字中， “飞”是名， “翼德”则是对“飞”的解释，因为 “飞”就是“翼之德”(翅膀扇动而造就的功德)。又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名与字之间也有联系，即“居易”是因，“乐天”是果，只有居处安宁，才能知命而乐天。 古人的名有多种种类，字也有不同用途。起初，人们取字非常简单，往往只取一字，与“子”、“伯”、“仲”、“甫”等表示年龄阶段的字相连。如孔子弟子颜回字子渊，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这些名字中的“渊”、“牛”、“弓”就是他们的字。当然，有些人取字时干脆只用一字，不加别的字辞，如陈胜字涉，项羽字籍等即是。东汉以后，人名取字才越来越讲究，情况也越来越复杂。人们在有了名以后，往往把取字看得很重要。有些人在取字时注重效法古人，取字“士则”、“思贤”、“师亮”等等；有些人则寄托对当事人的厚望，取字“温叟”(长寿不天)、“永全”等等。这些，无不含有深刻的意义。 古人除有名、字外，又多取号以代替名字。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早在周朝时，人们就已经开始取号。对此，《周礼》解释说，号为“尊其名更为美称焉”，意思是说，号是人在名、字之外的尊称或美称。早期的号具有这一特点，有号的人多是那些圣贤雅士。如老子别号广成子、范蠡别号鸱夷子皮等。先秦时期有名字又有号的人并不太多，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取号的人仍不很多，名载史籍者仅有陶潜别名五柳先生、葛洪别号抱朴子等数人。但是，到了隋唐时期，伴随着封建国家的强盛和文化的高度发达，在名、字之外另取别号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如李白号青莲居士、杜甫号少陵野老、白居易号香山居士，皆属此类。到了宋代，取号之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人们熟知的《水浒传》108将个个都有别号，正是代表着当时的社会风气。明清人更把取号视为一种时髦，上至皇帝，下至一般黎民百姓，几乎人人有号。正如清人凌杨藻在《蠡勺编》一书中记载的那样，其时“闾市村垄，嵬人琐夫，不识字者莫不有号，兼之庸鄙狂怪，松兰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弟则必‘水’，伯‘松’则仲必‘竹’，不尤大可笑也哉。近闻妇人亦有之，向见人称‘冰壶老拙’，乃嫠媪也”。甚至一些落草为寇的盗贼也有别号。如上述书中举了一个县官审案的例子，就十分能说明问题。这一例子说，一位县官在审理一桩窃案时，责难犯人为自己开脱罪责，犯人突然说道：“守愚不敢。”县官不解其意，一问左右，才知道是犯人在自称别号。 在用字上，取号与取名、字不同，大多不受字数多少的限制。从已知的历代别号来看，有2字号，也有3字、4字号，甚至还有10余字、20余字的别号。如清代画家郑板桥的别号就有12字，即“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至于宗教界的一位叫释成果的法师，别号的字竟达28个之多，即“万里行脚僧小佛山长统理天下名山风月事兼理仙鹤粮饷不醒乡侯”。一个人的别号竟然用了近30个字，真可谓古今一大奇观。 因为古人取号有较大的随意性，并且不必加以避讳，因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饱受文字狱和避讳之苦的明清人，促使他们在名字之外更取别号来表现自己。当时的大多数人都取一个别号，但有些人的别号也有好几个。如清初画家石涛法名弘济，别号清湘道人、苦瓜和尚、大涤子、瞎尊者，达4个之多。 综上可知，我国古人的称谓远比现代人复杂，他们有姓名又有字、号。这种姓名字号的并存，既适应了当事人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情况下的需要，也为中国的姓名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
古人是如何用手算八字的
先用《金钱诀》或《流年赶月》法来推算阴历日干支(过去是六耳不传的被盲人们视为珍宝的秘法)然后再用盲人断命金口诀来推算生辰八字的
古人忌讳的原因
子不言父名，徒不言师讳”，这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以示我们对父亲对老师的尊重。这种避讳，在我国古代，要比今天严格得多。 在古代，对长辈不能直呼其名，对君王对尊者也要避讳。大家都知道的，为避秦始皇赢政的讳，把农历正月改为“端月”，或改正字的读音为平声。还有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讲的故事，有一个州官叫田登，为避他的“登”字，正月十五放灯夜，通告上一律写成“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来历。为避讳，司马迁写的《史记》，像是错别字连篇，因其父名曰“谈”，所以凡是“谈”字，一律改成了“同”，“赵谈” 成了“赵同”，“李谈”成了“李同”。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些也为我们后人研究考证古籍的写作或出版时，提供了一些依据。 对于帝王的讳，那更是高压线，能找字避掉的一律找字避掉，不能找字避掉的，写成缺胳膊少腿的错字，也要避掉。不然就是大逆不道，轻者免职流放，重则祸灭九族。清代吕留良触犯讳禁，死49年后，又被开棺戮尸，并且其子孙、亲戚、弟子广受牵连，无一幸免。 《礼记·内则》云：“凡名字，不以日月，不以国。不以隐疾，大夫士之子，不敢与世子同名。”这是避讳的理论根据。所以，我国历朝历代，特别是对于长辈名字的避讳，还是得到老百姓认知认可的。大家都熟悉的《打金枝》，唐朝驸马爷郭暧打妻子升平公主的原因，就是升平公主在吵架时直呼了郭暧父亲郭子仪的名讳，不尊重郭子仪。这不但在那时是大逆不道的，在当今社会也是没礼貌没教养的,所以郭暧才冒着杀头甚至灭族的危险教训了升平公主。如果我们当今没大没小，对长辈对尊者直呼其名，那将成何体统啊。
